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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乔雷确认父亲身份举证标准案① GREGORY L.RIBERA v. JEAN M.MINNICH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87） （一）案例简介 案由：宾西法尼亚州程序法指出，有关父亲身份的“举证责任采取相对宽松的证据标准（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根据这个标准，本案的被告被控是一个非婚生子的父亲。 1983年5月28日，被上诉人简·玛利·米尼奇，一个未婚妇女，生下了卡利·迈克尔·米尼奇。三周之后，被上诉人向宾州兰卡斯特郡普通辩护法院（Common Pleas Court of Lancaster County，Pennsylvania）请求上诉人格雷乔雷·雷伍拉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并声称该人即是孩子的父亲。 初审判决：庭审前，上诉人要求法院裁决宾州法律违反程序公正条款，并且在向陪审团所作的最后说明中表明，父亲身份的确认必须有清晰而令人可信的证据。初审法官否决了上诉人的请求。根据“占有优势证据”这样的标准，陪审团一致认为上诉人是孩子的父亲。 终审判决：上诉人提出上诉，法官重新考虑了举证责任问题，同意了上诉人要求重审的请求。被上诉人直接向宾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宾州最高法院认为宾州法律符合宪法，维持陪审团的裁决。该案再次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终审维持宾州最高法院判决。 终审判决书 （该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由大法官斯迪文斯呈递） 宾州立法机关在父亲权案中规定的“占有优势的证据标准”在各州被频繁地用于有关隐私的诉讼案件中。本案的问题是，以这样的证据标准来证明父亲身份是否符合第十四修正案的程序公正条款。在这里，本院同意宾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这样的标准符合宪法。 上诉人的主要论据是：在山塔斯吉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所据以终止父母身份的证据标准（严格的证据标准）也可以合法的运用于确立父母身份。山塔斯吉案默许了一种推测，即州把法律责任强加于与孩子有血缘联系的父母身上，实际上等于终止了孩子与父母的联系。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终止父母关系的程序和确立父亲关系的程序实际上存在着合法而重要的区别。 首先，两种程序在最终的判决结果上存在重要区别。这个（可能的）父亲的某种身体上的行为与原告孩子的出生是否有因果关系，足以使该父亲承担起孩子的抚养责任，将不会妨碍任何已有的权利；该父亲不能拒绝对其生子的经济上的责任，州法律规定他必须负担这个责任。在确认父亲身份的程序中，被告往往不承认父亲身份，拒绝任何有关孩子的教育、抚养、保护等父亲权，而宁愿法院不确立其父亲权，以避免施加于他的经济责任及对孩子的抚养责任。相反，在终止父亲关系的程序中，州是在法律上否认了其父母身份。两种类型的程序有重大不同，因此所要求的证据也不一样。 其次，在两种程序中，当事各方的关系有重要区别。确实，对其他类型的诉讼程序来讲，联邦最高法院要求有比“占有优势证据”更高水平的证据标准。比如终止（关系）的程序就是这样。在该程序中，争议双方分别是州政府和某个个体。州政府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而且在刑事、民事案件或终止（某种关系）的判决中，一个不利的判决会对个人产生特别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判决程序中让州承担更多的风险，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是合理的。但是，在确定父亲权的案例中，主要的争议双方是孩子的母亲或者（可能的）父亲，他们两人对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在权益上是平等的。双方都有可能因为一个不利的判决而受损；因此，双方共同承担因为不太精确的事实所带来的风险也是合理的。在该程序中，孩子的权益不能作为增加某一方风险的理由。确实，从孩子的角度看，低的证据标准固然增加了其父亲被错误判断的可能性，但更高的证据标准却会增加他（她）找不到父亲的风险，以致没有人对他（她）的抚养承担责任。从平衡隐私权上考虑，用于隐私诉讼方面的证据标准适用于确定父亲身份的证据标准。 最后，在终止父亲关系的程序中和在确定父亲关系的程序中就有重要的不同。正如我们在山塔斯吉案中指出的那样，（更严格的举证标准）使“亲生父母在抵御州终止父母权的诉控中可以不处于‘双重危险’的地位。”因为如果州在初次判决中没有证据终止父母权，它会随着家庭情况的变化及其证据收集的丰富而再次进行起诉。“甚至当父母方已经达到了州对获得父母权的要求，父母也不能预先阻止州以后对终止父母权的再次起诉。”因此，对州规定更严格的举证标准就可以保护父母——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有孩子——免受家庭分离的痛苦。相反，确定父亲权的案件在法院作最后判决时就会结案，没有通常民事诉讼案件中的重复诉讼， 基于此，维持宾西法尼亚州最高法院的判决。 ①格雷乔雷确认父亲身份举证标准案：Gregory L. Rivera v. Jean M. Minnich，483 U.S.574，107 S.Ct.3001，97L.2d473（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