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研究】“海派京剧”：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空间的一种呈现.docVIP

“海派京剧”：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空间的一种呈现 副标题： 作者：张 炼 红 　　【提要】 近代上海，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消费空间的重构与休闲观念的流行，各种来自不同时空的文化样式（如西方现代商业文化、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市民娱乐文化等），皆在城市娱乐空间这一特定时空及大众文化景观中得以交融与杂糅。“海派京剧”崛起于20世纪初叶，其风格特质无外乎开放性、时代性、商业性、通俗性、娱乐性、和西方“现代戏剧艺术”意义上的艺术完整性。此间错综融汇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俗、民众心理及社会舆论等方面的诸多因素。而海派京剧所集中体现的大众文化冲击力，无论从城市文化建构的何种向度来看（如市民文化、通俗文化、流行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等），都可能对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种种文化向度（如传统文化、精英文化、雅文化等）构成挑战。从更深的层面来看，随着海派京剧生存空间从茶园到剧场的兴替演变所呈现的城市娱乐空间的化约与规整，和由此而来的对日常生活实体所构成的间离与挤压，戏曲作为一种起始于民众生活的草根文化，其内在的元气和活力恐怕也就不得不与城市中相对更为自然的生活状态、交流空间及其情色想象一起，失神，枯竭，同步萎谢。 一、 “娱乐共同体”：海派京剧的历史语境 　　对近代上海而言，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等进程，和上海由租界带来的特殊的殖民化（或曰“西化”）几乎处于同一个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可谓理一相殊，而又殊途同归。租界存在之于上海的特殊性，看似来自外在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力作用，而实已内化为这座城市特有的变化基因，由此成就了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巨大可塑性。上海的近代文化，便在此富于殖民色彩的城市化背景中形成并日趋成熟，进而以各种新型传播手段辐射全国。这种影响本身又是相当丰富而复杂的。简言之，上海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新型的市民意识等等，错综交织在一起，使之在文化的走向上突显出这样几股推动力：从历史的纵向看，是近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是城市、工业文化取代乡村、农业文化；从世界的横向看，是中西方不同文化、文明的冲突和交融；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来看，则是传统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双向对流。 种种力量的交汇使上海成为“化外之地”，而又“五方杂处”，充满异域感和杂糅性，这不免赋予城市文化无拘无限的想象力和层出不穷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凭借着近代上海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优势，以报刊、书籍、广播、唱片为标志的新型传媒手段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正是以其特有的巨大辐射力，促成并推进了城市娱乐空间的建构，并由此而使人们对时空的感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们提供了一个穿越时间的稳定而坚实的“同时性”，从而使得那种漂浮在同质而空洞的时间之中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了可能。 　　随着新闻和出版业的发展，一般在报馆、书局任职的士大夫，已经很难秉持雅文化传统。因为报馆、书局早被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只有在读者都是士大夫的前提下才能保持雅文化传统，而报馆、书局为了追求销量，转而更加照顾并倾向于广大市民的趣味，力求雅俗共赏。“ 近代第一大报”《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创刊时，也将“雅俗共赏”作为办报方针，认为古代记事志怪之文“维其事或荒诞无稽，其文皆典赡有则，是仅能助儒者之清谈，未必为雅俗所共赏。求其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本馆告白》）。19世纪90年代，上海报业竞争激烈，古雅的文体既不利于传播新思想，也不利于增加销量，可谓义、利两伤，于是介于雅俗之间的“报章体”蔚为一时之风气。由此也可见士大夫文化、商业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彼此侵染与交汇。而且，不仅文体形式更趋活泼而通俗，其内容也空前丰富而实用。比如《新闻报》，这是当年上海销路最大的一份报纸，在市民中的影响甚至超过老《申报》。特别是它注重经济新闻和市场行情，为上海工商界所必订。沪上各娱乐场所如游艺场、剧场、影院等每天上演的戏目广告，该报内容最齐全，而且每天照报不误，成为一大特色。为吸引读者，报纸还纷纷开辟副刊，特重娱乐性和趣味性，这恐怕也是近代上海首开风气。近代上海的通俗文学报刊，大多就脱胎于日报副刊。凭借报章的兴办与副刊的定位，并依托江浙两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吸纳大量文士、名流，上海遂成为近代“通俗文化热”的发祥地，尤其是民国期间盛极一时的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或曰礼拜六）派”的大本营。作为公认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代表刊物，小说周刊《礼拜六》深受市民欢迎。“每逢星期六清早，发行《礼拜六》的中华图书馆门前，就有许多读者在等候；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去购买。这情况倒象清早争买大饼油条一样。” 看似信笔拈来的这个比喻，恰恰描摹出鸳鸯蝴蝶派或曰《礼拜六》派“通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