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教育史学科建设述评（三）.doc

改革开放30年教育史学科建设述评（三） 田正平 三、新世纪的良好开端：新气象、新问题 进入21世纪，当我们迎来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建立100周年纪念的时候，人们发现，对于教育史这门教育科学中的老学科而言，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既充满了发展机遇，也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优势和困难同在。 （一）专业人才培养和国家重点学科的大幅度增长 从20世纪80年代教育史学科地位恢复以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至2007年，全国已有11所高校获得教育史博士学位授予权，约20所高校获得教育史硕士学位授予权，全国高校每年招收教育史专业硕士、博士生约百名左右。教育史国家重点学科在2000年前全国仅有一个，到2007年增加至三个，在整个教育科学的各分支学科中，教育史国家重点学科数位居第二。专业人才培养的大幅度增加和国家重点学科数的成倍增长，固然得益于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但它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教育史学科在新世纪发展空间的拓展和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教育改革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被广泛认同。 在重点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教育史研究队伍的构成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其主要趋势是多元化和年轻化。年轻化的趋势是不言自明的，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硕士生、博士生加入到这一行列，并逐渐成为各单位的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使研究教学队伍的老龄化问题得以基本缓解。多元化则主要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教育学科其他专业的研究人员和为数不少的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专业的研究者，出于各种原因而表现出对教育史的浓厚兴趣和参与意识。这些“非专业”学者基于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的不同，而导致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教育史专业工作者有较大的差异，因而，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会从不同角度丰富教育史工作者已有的认知，与教育史工作者的成果产生优势互补的效果，从而增强了教育史研究的包容性和多学科性。 （二）“学科意识”日益强化，学科建设步伐加快 进入21世纪，教育史学科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学科意识”的日益强化和学科建设步伐的加快。2004年11月在福州举行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九届学术年会，明确地把“教育史学科一百年：历史、问题与未来”作为大会主题，与会代表提交的一百多篇学术论文，“从不同角度回顾和总结了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从20世纪初初具形态，直到今天的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它的发展、进步、逐渐走向成熟和所存在的问题”。此次会议是我国教育史工作者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对自己从事的学科进行自我认同和自我反思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举行大大提高了教育史工作者的学科意识。 对外国教育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进行反思成为诸多外国教育史学者的共识。这一时期发表的一批有分量的论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反思的力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张斌贤在《全面危机中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一文中分析了制约学科发展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学科研究范围的扩展，固然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但从本质上讲，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却在于对学科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更新和为此而进行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不断变革”。《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世纪回顾与断想》（贺国庆）、《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基于著作类出版物的分析》（洪明）、《外国教育史学科在中国的百年嬗变》（李爱萍、单中惠）等论文对外国教育史学科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这对于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方晓东等翻译的《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一书为我国教育史学界分享国外教育史工作者对当代教育史的主题、内容和教学目标的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周采的《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教育史学的专著，在探讨美国教育史学发展规律的同时，也为我国教育史学科发展和研究范式的革新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对中国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同样是世纪之交中国教育史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一批思想深刻、视野开阔的论文，为新时期的学科建设把脉、建言。如《教育史学科发展的自我意识及其思考》（黄书光）、《中国教育史学科结构方式的历史探究》（于述胜）、《新世纪中国教育史学的发展趋势》（周洪宇、申国昌），等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史工作者基于对百年来教育史研究本身历史的关注和反思，就提出了创建教育史学的设想。2005年杜成宪、邓明言所著《教育史学》的出版，实现了教育史学界多年来的宿愿。全书由“中国教育史学”和“西方教育史学”两部分构成。中国部分作者力求更多地汲取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史学的营养，力求把中国史学的一般特点寓于中国教育史学的特殊性之中，力求体现“学”的特色；西方部分则“更多地体现了在西方现代历史哲学发展背景下，教育史学的建树，有着更为浓厚的时代与理论气息”。作为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教育史学》，它所创立的编纂体系，它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