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现代.doc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场发生于欧美60年代，并于70与8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这种放弃表现在拒绝现代主义艺术作为一个分化了文化领域的自主价值，并且拒绝现代主义的形式限定原则与党派原则。其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弗德里柯.德.奥尼斯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蔓延来看，也有一个过程，开始在人类学、社会学，然后到教育学、政治学，最后才到历史学。可以这样说，后现代主义疑问和挑战的最后堡垒，就是西方的现代历史学。更确切一点说，后现代主义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和实践及它所阐明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观念。虽然有一些关注史学理论的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有所关注，但西方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当在90年代中期左右。如荷兰历史思想家安克斯密特在1989年便在美国的《历史与理论》上发表了历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论文。 但是有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专著则直至1990年代中期左右才出现，如托波尔斯基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历史学：对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贡献》。另外的《论历史学的真相》也谈到后现代主义，并非这一时期的中文学术界，特别是文学界，也已经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出版了不少翻译和研究的著作。如果要想作一个比较的话，可以发现这么一个不同：台湾学界更注意经典原著的翻译，而大陆学界则偏向于评述，并且多数持一种批判态度。”（注：台湾已经翻译了不少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著作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如詹姆森：《后现代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哈森：《后现代的转变》；司马特：《后现代》，贝斯特、凯纳尔：《后现代理论》。 简金：《历史的再思考》。 其中简金的《历史的再思考》，出版后为不少大学用作教材，颇为流行。另外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论证和译编有罗青《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路況《后／现代机器不满》和唐维敏《后现代文化导论》。而大陆的学界有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然后有现居美国的唐小兵翻译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有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关系，阿里夫德里克和 ZhangXudong 编有一英文著作题为《后现代主义和中国》但是，尽管以“模仿”西方为宗旨的“现代化”运动是20世纪上半期历史演变的主流，但在其发源地的西方，对其批评之声自20世纪以来却从未间断。如尼采在世纪之初高喊“上帝之死”，其本意是想说明那种对历史不断进步所抱有的信心，并不真实、实在。一次大战的爆发，更是使西方人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性， 大生怀疑。 如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及其所造成的轰动，反映的正是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态。施宾格勒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不仅看出历史进步观的破绽，而且提出了一种多元的历史观，把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作等量齐观的考察。于是，所谓的“大叙述”就显出了漏洞。当然，施宾格勒的原意可能是为了在心理上给当时受到重创的西方人以某种安慰：西方的没落并不是西方人“作恶”的结果，而是已有文明所必须和已经走过的道路。英国历史思想家汤恩比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那个所谓的“现代”的问题。原来让西方人感到自豪的全球性的“现代化”，在汤恩比看来，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他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首次运用了“后现代”这一术语，认为这一“后现代”时期始自19世纪的70年代，因为在这个时代，西方的文化开始对其他地区产生深入的影响，成为其他地区效仿的模式，使得其他非西方地区也逐步强大起来。汤恩比用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西方化”的运动，分析这一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他认为，西方文化之走向全球，使得西方人产生一种自我意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和相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