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与公共卫生立法》.ppt

艾滋病与公共卫生立法 艾滋病的全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是一种由逆转录病毒引起的人体免疫防御系统方面的疫病。人体内的免疫系统抵抗各种病原体的袭击“防御”系统，但是，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之后，人体的这种防御系统便会遭到破坏，防御功能逐渐减退直至崩溃，致使机体丧失抵抗疾病的能力，病人容易患各种罕见的疾病。如：卡波氏肉瘤、卡氏肺囊虫肺炎等病。人类自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首次发现并报道艾滋病以来，艾滋病已经成为了历史上最恐怖的传染病之一。 据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透露 据目前中国已有8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艾滋病病人8万名。中国艾滋病传播途径以静脉注射吸毒、性接触以及母婴感染等途径为主。近年来性传播途径的上升趋势尤为明显，由原来的5%上升到目前的11%左右。中国正处于艾滋病出现泛滥之前的关键时期,已进入艾滋病的快速增长期，感染者已从吸毒人员等有高危行为的人群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而根据艾滋病的流行规律，如果在这一关键阶段不采取有力的防治措施，就会迅速进入泛滥期。到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 一、艾滋病与责任伦理 预防艾滋病涉及的工作千头万绪，需要面对卖淫、吸毒、同性恋等棘手的问题。工作怎么做？应该站在怎样的伦理立场上作出决定？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石是什么？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有助于工作开展的合理的价值视角和理论支点。如我国法律规定要严厉打击嫖娼卖淫、吸毒现象，但同时国务院的法规性文件又提出了这三种干预措施：100％安全套、洁净针具和美沙酮替代。那么，给性工作者发安全套是否意味默认这种行为？给一个吸毒者洁净针具和美沙酮是什么意思？怂恿其吸毒？如此相悖的现实迫切需要从学理上加以回应。 （一）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 马克斯·韦伯认为，“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个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及其深刻的对立。” 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别 信念伦理属主观的价值认定，它主张，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为者的心情、意向、信念的价值，行为者只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责任，从而使行为者有理由拒绝对后果负责。相反，责任伦理认为，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只能在于行为的后果，它要求行为者义无旁顾地承担起对可预后果的责任。 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具有不同道德立场 站在信念伦理的立场上，由于善恶的标准就在行为者的内心，在于其主观的意图、信念和信仰，它不受现实的羁绊，所以可以想得尽善尽美，做得潇洒、率性。站在责任伦理的立场上，由于把善恶的标准放在行为的后果上，行为者在行为中就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主观价值偏好，还必须考虑客观的条件、可能性，关心预期的结果能否达到，以及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才能达到，并且后果的善可以补偿和抵消为达到后果所使用的手段的不善和副作用。 (二)信念伦理的限度 从传统的信念伦理的维度，能坚守社会的道德操守，马上杜绝一切高危行为，从而控制艾滋病是最理想的。但是，在价值世俗化和多元化的现代语境中，这很可能是一种道德的“乌托邦”。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关心的不再是成圣成贤，而是当下的生存、生活的惬意。道德的应然和实然不是一码事。关于“应当”的理想道德的谋划只能为社会中一小部分人自觉实行。 （三）责任伦理的建构 责任伦理强调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要求行为者义无旁顾地承担起对后果的责任。对预防艾滋病来讲，它可以使我们确立起现实主义的伦理立场和态度。就100%安全套工程和性交易中使用安全套应减轻处罚而论，道德对特定的人群确实是降格以求了，而且100%使用安全套也并不意味着100%安全，但不使用安全套是100%不安全，对高危人群而言，当然是使用比不使用好。 Tancepanichskul等在1997年报道在泰国女性性工作者中使用避孕套能降低70%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 只是宣传上不要作误导：“使用安全套就不会得艾滋病”，“安全套就等于安全”。安全套在使用时因为破裂和滑脱，失败率可达10%以上；用于避孕的年失败率一般也在10%左右。如此高的失败率本身就意味着避孕套用于预防艾滋病是冒险的，不安全的。而且，安全套用于防止艾滋病的效果要比避孕差。显然，坚持社会的道德操守比使用安全套更重要，但对做不到的人，使用安全套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二、艾滋病中妇女权利的贫困 （一）忽视女性的后果 “规范两性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个性别——其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