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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与功能定位——当代中国宗教活动空间的社会组织特征 ● 李向平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多极联动的总体性变迁过程，“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调整，无疑是这一进程中最为基础性的变革，其核心表征是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从社会各个领域不同程度地撤出，经济活动、文化创造及社会公共生活从政治的总体控制下分离出来，在国家法律的统合下，逐步成为遵循自身运作逻辑的、相对独立和自治的活动领域。 ( ) 中国宗教的当代发展与此进程紧密结合，获得了相对拓展的生存与活动空间，其由宗教信徒、宗教组织、宗教行动等方面构成的宗教现象乃至宗教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之中举足轻重的社会现象。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对于宗教的依法管理和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宗教的社会稳定及社会文明功能，应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 一． 研究的概念与方法 宗教发展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社会团体，乃宗教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各个宗教体系的社会性质、社会功能的呈现，首先要以其组织、制度作为载体。在欧美宗教社会学体系之中，宗教组织及其相关的研究，已经成果丰富；而在当代中国宗教研究当中，对于宗教组织或宗教社团的研究则还在起步阶段。因此，借鉴欧美宗教社会学的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宗教组织研究的理论方法，并作为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将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对中国社会及宗教变迁的整体研究。本文试图采用宗教社会学领域之中的组织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宗教的社团化管理及其特征进行某些分析，为今后宗教的法制化发展路径的构建提供借鉴。 ( ) 关于宗教的制度安排，在社会学理论上，有“宗教制度”一说，即把社会制度区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表意整合制度与亲属制度等几类，其中，宗教制度属于表意整合制度，它是有关思想与价值传递的制度。1或者把制度分为本原的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与家庭制度）与派生的社会制度（含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与宗教制度等）两大类，其中宗教制度的目的是满足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与敬畏需要，对社会起着控制与整合作用。人类对复杂社会现象的理解往往受超自然力量影响，这种超自然力量形成一系列价值准则、仪式、组织与章程，就构成了宗教制度。宗教制度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巨大精神力量，同时也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强有力的社会规范。2此外，也可以在动态的意义上使用宗教制度的概念，指出宗教在礼仪、信仰与组织三个层次上完成制度化，从而形成宗教制度，从而认为宗教制度就是有关宗教仪礼、信仰及组织的标准化与规范性的体系。3 ( ) 由此可见，一般意义的宗教制度，即宗教本身的制度，或可理解为是宗教内部形成的制度。而宗教社会学的一项主要旨趣，即是将宗教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来进行研究，实际上，就是以宗教组织的生产、构成及其组织结构、功能定位及其转化作为研究对象。 ( ) 欧美宗教社会学对于宗教组织的研究，曾经集中在宗教群体社会学的研究层面上，并形成了教会—宗派的研究模式。然而在1970年代之后，由于宗教与社会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改变，教会—宗派的研究模式已经过时。这种研究模式注重的是“一致性的宗派信仰。，所以，“一致性的宗派信仰”的组织研究，在于宗教的个人性与社会性的一致性。但是，伴随着新兴宗教以及宗教的私人化发展倾向，则改变了这种关系，以至于新兴宗教、个人宗教性的问题向这个研究模式提出了挑战。 ( ) 由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宗教性方式的相异，导致了宗教组织的构成途径与宗教私人化体现途径的差异，从而使个人化的宗教性与组织化的团体宗教性的相互渗透及其相互嵌入，成为当代宗教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社会特征。因此，当代宗教的发展方式已经形成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不同模式。所以，宗教组织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宗教及宗教崇拜形式上的制度化反映，或者是个人与社会关系在宗教方式上的一种体现。有关私人与公共、世俗与神圣等关系均是如此。当然，这些关系，也将随着社会变迁的深入而不断重组。 ( ) 另一方面，就当代中国宗教的管理及其制度而言，它既是宗教本身的组织制度，同时也是国家政府对于宗教进行依法管理的各类制度。这个特点促使我们采用宗教社会学的制度概念来考察中国当代宗教的活动空间，既有其长处，亦有其不足。所以，本文在宗教社会学有关宗教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宗教活动空间”的概念，来分析与宗教有关的制度安排，不但包含宗教本身的制度，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制度”，也包含国家对宗教实施管理的制度，即“宗教管理制度”。换句话说，当代中国宗教的活动空间，就是由这两个制度体系所构成的，并承受这两个方面的制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