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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酒:长沙窑瓷与诗书画结合的媒介 湖南省博物馆 李建毛 内容提要: 拙稿是本刊第一期《长沙窑与唐代茶酒习俗之演变》续篇。长沙窑以彩瓷著称，而彩饰中最具历史艺术价值的绘画、诗文部分，其载体主要是茶酒器具，至今发现的100余首题诗除2首见于枕外，其余皆书于茶酒器。唐代文人对茶酒的嗜好升华至茶酒文化，并以此作为媒介，实现了书画艺术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提高了瓷器的品位，也为后世瓷器装饰展开了一片新天地。 关键词: 茶酒具 诗画饰 茶、酒为中国传统的两大饮料，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符号，并行不悖。唐代处于茶酒习俗的转变期，人们在品茗畅饮之时，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使茶酒由简单的生理需求，演变为一个文化过程，成为大唐文化中一道亮丽风景，由长沙窑瓷可窥知一二。兹略述浅见，求证于方家。 一 茶酒具——长沙窑诗、画的主要载体 长沙窑面向国内、外两大市场，为了拓开销路，针对不同市场采用了不同的装饰手法。长沙窑的两大装饰技法——彩饰、模印贴花分别与之对应，但这只是大体情形，并非绝对。长沙窑以彩瓷著称，用彩手法多样，彩饰的器物也种类繁多。就工序而言，便有釉上彩、釉下彩之分。长沙窑的彩是釉上还是釉下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既有釉上彩，也有釉下彩。那种随意涂画、泼墨等手法施的“写意画”彩当是釉上彩[1] ；就釉下彩而言，长沙窑有点彩、条彩、斑彩、绘画、题文等之不同。彩饰中最具文化、艺术价值的是绘画、诗歌和题记，而饰以绘画与诗文者又往往仅见于少数几种器形，这些器物多属茶酒具。试分析如下： （一）瓜棱壶 以壶的腹部有4条凹进的瓜棱而名，瓜棱将腹部分为四等份。壶口沿外撇，颈部粗大而弧长。前有多棱短流，后有弓形鋬。长沙窑瓷壶的型式很多，1996年紫禁城版《长沙窑》将其分为9型20余式，瓜棱壶是其中最常见的壶式之一，彩绘和诗文、题记多见于瓜棱壶。绘画题材很多，有花草、飞禽、走兽、建筑、云气、龙凤、摩羯等图案；题诗也多见于瓜棱壶，据长期从事长沙窑诗文研究的萧湘先生统计，在目前发现的103首诗文中，其中91首书于瓜棱壶，那些警句、联语等题记也基本上见于瓜棱壶。另外还有一种圆腹形壶，器形与瓜棱壶相同，只是腹部没有瓜棱，施乳白釉者，多饰随意涂画的釉上绿彩、红绿彩；施青釉者，或饰彩绘图案，如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褐绿彩飞凤壶。 关于瓜棱壶的功用，从“陈家美春酒”、“美春酒”、“好酒无深巷”等铭文可以得知，这种壶就是用于斟酒的酒壶。春酒即冻醪，是一种寒冬酿造，以备春天饮用的酒。《传》：春酒，冻醪也。据《诗·豳风·七月》记载，“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宋代朱翼中在《酒经》写道，“抱瓮冬醪，言冬月酿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薄”。杜牧在《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中写道，“雨侵寒牖梦，梅引冻醪倾”。《唐国史补》载“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春酒。“春水”诗文壶上的“春人饮春酒”，既表明壶的功用，又指明所饮的酒类。但盛酒是不是它唯一的功用呢？从我们检索的另一些材料表明，这种壶也用来作饮茶用的汤瓶。详见拙稿《长沙窑与唐代茶酒习俗之演变》。 （二）碗、盏 长沙窑彩绘、诗文较多的另一器形便是碗、盏。碗是长沙窑数量最多的器物之一，从印尼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共打捞出约57000多件长沙窑器中，碗约有5万余件，多素面无纹，少量饰以釉下彩绘和诗文。饰诗文、彩绘者，在长沙窑产品中仅次于瓜棱壶。据统计碗、盏中有诗文共7种，彩绘有奔鹿、花卉、佛塔、花鸟、摩羯、抽象云纹等各类题材，也有以阿拉伯文为饰者，同时还发现有几个人物图案。碗、盏之名，长沙窑似没有明确区别，相同的形制，有分别以“埦”、“盏”为名者，窑址出土的瓷碗上有书“岳麓寺荼（茶）埦”、“荼（茶）埦”、“酒盏”、“美酒”、“国士饮”等铭识者，从 “黑石号”沉船打捞有一件碗[2]，内心也书“荼（茶）盏子”三字。同一窑址出土的造型相同的器物，分别标明作茶、酒饮具的不同功用，证明当时茶、酒具的形制没有明确的区分，混用可能更是常事，这种情形与上述壶类一样。饮酒还有杯、觞等其他器物，饮茶似乎多用碗，也还有瓯。陆羽也如是说，“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当时饮茶的量常以碗数论，《茶经》:“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座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以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言饮茶之功效亦以碗数而论。《金石萃编·济渎庙北海坛祭器碑》载德宗贞元十三年河南府济源县令张洗列举祭祀济源公时，陈设的茶供有“粗茶碗子八枚，茶锅子一并风炉全，茶碾子一”。钱易《南部新书》载东都洛阳一僧年百二十岁，对宣宗说生性好茶，“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法门寺出土的成套茶具中就包括秘色瓷茶碗。 （三）罐 罐的造型特征是唇口，直颈，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