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乎左右的鲁迅.docVIP

一个超乎左右的鲁迅 　　一 　　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百年中，似乎一直在改良与革命、激进与保守之间震荡。政治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左右两翼的格局。左右两种势力对立激烈，常常使两派及外围的人，忽视了真正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中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野，在于是否承认有一个超乎左右之上的目标，那就是共和理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繁荣、富强、文明的国家。这是当初推翻满清皇帝、建立民国的初衷，也是三千年帝制终结后中国政治的新生。这一目标，无论改良还是革命，无论保守抑或激进，皆达成共识，它是全体国人的共同目标。那么实现此一目标，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超乎左右之上的政治。 　　章太炎是民国的创立者之一，一生忠于建立民国的初衷，鲁迅晚年重提章太炎1907年发表在《民报》上的《中华民国解》，重申它是中华民国的来源，这是鲁迅临终之前极其明确而至关重要的政治表态。鲁迅一生的奋斗和努力，文艺树人，改造国民性，皆可视作这一超乎左右之上的广义的政治运动。 　　一个右倾的“封建余孽”的鲁迅易于了解，一个加入“左联”反抗现政权的鲁迅易于了解，一个主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鲁迅易于了解。真正立异的鲁迅，不易了解。 　　立异的鲁迅，是新价值的创立者。他的生命本位主义、儿童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于言论自由的不懈追求，在中国文化中均是崭新的理念。鲁迅在当代社会的位重名高与他所创立的新价值之被遮蔽排斥，事实上已然说明鲁迅遭受的误解和被利用的尴尬处境。一种新价值在本土文化中落地生根获得普遍认同，是困难的事。今天的社会比起百年前，无疑更为开放，跨文化交流亦愈加频繁，我们应比五四时代更容易接受外来的价值。 　　二 　　1926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社会各界曾经寄予厚望，但主其事者却没有忠于民国的政治理想。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一支列宁主义组织原则下依靠武力的革命党，民国于是蜕变为党国，接下来的“清党”，逼出一个把自己武装起来的反对派。鲁迅对国民党的厌恶，即由于清党，他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从1927年起，党国建立，民国即亡。这是章太炎的看法，他遂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到了1936年，日寇的全面入侵已箭在弦上，连党国恐也难以保全了。八年抗战，带来历史的转机，左右两翼由实力悬殊而发展为实力相当，决战不可避免。 　　鲁迅晚年的左倾，过去的研究者多以为其世界观上的转变是内因，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固然有迹可循，但国民党政权压制言论自由禁锢思想的做法，事实上对鲁迅起到了逼上梁山的作用。鲁迅确是反对派的同路人，虽然两者目标未必一致。鲁迅渴望的是党国之前的民国理念。 　　新文化运动所推崇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两种崭新的价值，鲁迅终其一生所立之“异”，所树之“人”――一种成熟的个人观，也是一种崭新的价值。新价值能否在老社会中落地生根，是检验这个社会生机和活力的一种标准。 　　五四那代人的世界主义情怀非常可贵，那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见贤思齐。他们把自己在异国他乡见到的任何美好的价值，皆视为自己的珍爱之物，凡邻人所具，我无不具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里的人，不仅包括本国本民族的人，亦包括一切人。 　　五四运动后的半个多世纪，破旧立新、除旧布新、移风易俗成为时代潮流，和旧时代彻底决裂，曾是年青一代最具代表性的立场。话虽然说过了头，但与社会的巨变是合拍的。应当质疑的不是这一革新的路线，而是它没能名副其实地做到他们说过的话。破旧立新因此变成了一句空话。人们于崭新价值的接受是自觉自愿的，而不是在权势的压力之下往旧事物上面贴新标签。 　　今天的人们不经过重估一切价值这个理性审视的判断，匆忙地颠倒过去的是与非，须知整合传统需要很高的鉴别力。鲁迅在80年前说过的话，以眼前的现实去对照，并没有过时： 　　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所谓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智识分子，其中多少人在做粉饰自我的白蚁行为？所谓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其中又有谁流露出反抗的绝望和对自由的珍惜？ 　　三 　　“左联”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鲁迅作为12位发起人之一出席了大会，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鲁迅在讲话开头便说，“我以为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当选为“左联”的七名常委之一，当时他们推举鲁迅做委员长或者主席，被拒绝）。此后他多次捐款给“左联”，出钱又出力，在“左联五烈士”被害之后，撰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左联”的六年，恰是鲁迅生命中的余年，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