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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国民参政会议案背后的故事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有一份珍贵的纸质文物，于2011年8月经重庆市文化局文物鉴定组定为一级文物。它就是由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在1941年11月于重庆召开的第二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请政府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以励直言而裨国政案》。 　　张澜，四川南充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著名民主革命家。马寅初，浙江绍兴人士，著名经济学者、重庆大学商学院教授。这两人之间究竟有何渊源？张澜为何会提出这样的提案呢？这得从马寅初在重庆大学任教授时说起。 　　矛头鲜明 直指“四大家族” 　　1882年，马寅初出生于浙江。1906年赴美留学，于1910年和1914年分别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马寅初回国，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员，1916年任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主任。1928年，马寅初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他来到战时首都重庆，并于1938年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 　　在重庆大学期间，马寅初不仅恪守教书育人的职责，还时刻关注时政局势，针砭时弊。他着重研究中国战时经济，提出了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用于抗战的主张，犀利地指出：“抗战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而上等人就发财”的观点。他在《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上接连发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等檄文，并公开发表“我对于抗战的透视”“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收回膨胀的纸币”等演讲，矛头直指“蒋委员长”。 　　1940年春，马寅初来到重庆郊区的陆军大学，面对国民党100多名将官发表《抗战财政问题》的演讲（这些将官大多是从前方调来受训的）。马寅初登上讲台，慷慨陈词，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现在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他指出，抗战的实际状况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钱也不出力，专发国难财。还有一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他们利用手中大权，掌握国家的经济秘密，搞外汇投机，一夜之间，即可暴富，而且把钱存到国外，如果亡国，他们就可以到国外去吃喝玩乐。”随后，他无所畏惧地指名道姓：“这种上上等人，就是宋子文和孔祥熙。对他们，不但要征重税，而且要撤职！要求蒋委员长大义灭亲！” 　　铁骨铮铮 身陷铁窗牢狱 　　马寅初的演讲令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安。蒋介石以委员长的名义请他“赴宴”，他对来人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马寅初曾经当过蒋介石的老师）。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却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他如真有话说，叫他来找我！” 　　随后，蒋介石又派人来游说，许下厚赠，要推荐他当财务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或者批给他一笔外汇，都被马寅初一口回绝。当局再生一计，以派他赴美国考察为名，要他出国。马寅初断然拒绝，公开表示：“当此国难之时，决不离开祖国。”利诱不成，当局就对马寅初进行恫吓。一次，有人给马寅初寄来两封匿名信，其中一个信封内装有派克金笔一支，附言“笔下留情”。另一封则装了一颗子弹。即便如此，马寅初丝毫不以为意。 　　11月，马寅初应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的邀请，在重庆实验剧院向社会各界人士发表演讲。他穿着长袍马褂到了台上，劈头就说：“今天我把儿女都带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给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接着，他悲愤地指出：“为了抗战，多少武人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也要不惜身家性命，拼死在后方干！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我马寅初认为他根本不够资格，要说英雄，蒋介石也是一个英雄，不过他只是一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亲戚家庭，危害国家民族。”最后，对着现场的警察、宪兵，马寅初拍着胸脯，用手指着胸口说：“可以朝这儿打。但务必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再下手不迟……”特务被镇住了，不敢开枪。 　　在对马寅初采取利诱、威胁等手段统统失败之后，蒋介石终于按捺不住了。1940年12月6日，一群特务闯进重庆大学校园，将马寅初抓走。蒋介石欲盖弥彰，指使国民党中央社发稿称“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实际上，他已被押进贵州息烽看守所。次年8月，被转押至江西上饶集中营。 　　马寅初被捕后，为抗议当局对马寅初的迫害，营救他早日出狱，重庆大学师生和社会各界进行了一次次斗争。1941年3月，重庆大学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以庆祝马寅初六十寿辰为名，掀起了著名的“祝寿运动”。他们将教室布置成寿堂，四壁挂满各方致送的寿联。其中有一副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赠送的、由董必武亲自撰写的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