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著名女作家传冯沅君.docVIP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冯沅君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冯沅君是一位著名学者，一位教育家，也是“五四”以后出现的新文学史上第一批颇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曾与蜚声文坛的女作家冰心、庐隐齐名。她从事文学写作的时间，仅为其生命的十分之一，从1922年开篇创作到1929年搁笔，历时七年，给后人留下三个短篇集——《卷荒》、《春痕》、《劫灰》及其未入集的少量文字。她的作品的中心主题是大胆写出了当时女性挣脱旧礼教束缚的恋爱心理，表达了“五四”运动前后一些人对封建传统的激愤和反抗。她的作品如涓涓细流汇入“五四”以后文学的洪流中，浩浩荡荡，奔腾不息。 　　冯沅君的创作，凝聚着鲁迅的心血，这棵幼苗，曾得到过鲁迅辛勤的灌溉和培育。早在1926年，鲁迅曾把她的短篇小说《卷》连同其它三篇编入《乌合丛书》（之六）,从编辑稿件到印刷出版，都亲自办理，鲁迅写信给画家陶元庆（112致陶元庆，《鲁迅书信集》上卷100页），要他为《卷》设计封面，并自己撰写广告。 　　鲁迅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用一页的篇幅对这本集子中的短篇小说《旅行》给予了热情而中肯的评价： 　　　　　鲁迅议论作品，同时也是对作家的评论。字里行间充分肯定了冯沅君毅然和传统战斗的革命精神。 　　　　　　　　　　　　　　　　　 一 　　冯沅君毕生为追求妇女解放而斗争，她身先士卒争取和男子同样受教育，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她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挑战和讨伐，她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冯沅君原名恭兰、淑兰，笔名淦女士、沅君、大琦、易安等。1900年9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中。父亲树侯于1898年在北京考中了第三甲进士。中进士以前，他曾在武昌方言学堂工作；以后被任命为湖北省武阳县知县。冯沅君的母亲吴氏曾携大兄冯友兰，二兄冯景兰随父先在武昌住了一年多。后又领着他们兄妹住在父亲的官署中，达一年有余。不久，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便扶柩携子女返回唐河原籍。 　　冯沅君的母亲粗通文字，精明能干。虽被封建思想所束缚，但对子女读书却很开明，并且亲自辅导。返回老家后，母亲出钱给冯家兄妹请了一位先生教他们念书。冯沅君从小就跟大兄，二兄一块读古书。有些不懂的地方，除求教于先生外，还可向大兄、二兄请教。 　　后来，她的大兄、二兄都先后赴京、沪，进入大、中学。母亲虽开明，也不会再专门为一名女孩子请私塾先生了。加上农村的封建势力重如磐石，社会舆论不准女孩子上学读书。冯沅君强烈的求知欲受到了压抑和打击，她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一方面利用家中父兄念过的书，刻苦攻读，每到夜晚听母亲口授“四书”、“五经”，自己还经常吟诗作赋；一方面贪婪地阅读大兄、二兄利用寒暑假带回来的中国古典名著及新出的报刊，从中接受新的思想，也为她后来毕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家乡，冯沅君目睹并亲自饱尝了女子不能上学念书的苦痛，她决心争取和大兄、二兄一样到外地学习。1917年暑假，在北京念书的长兄友兰回来了。冯沅君从哥哥口中喜闻北洋军阀政府把清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增设了国文专修科。她理直气壮地向母亲提出了要去上学的要求。她表示：如家里怕花钱，可把家里给自己结婚时买嫁妆的钱先拿出来，待将来结婚时，什么都不向家里要，她向封建思想开始了最初的挑战。 　　母亲为女儿求学的炽热情感所打动，但更大的难题摆在了她的面前。此时，已给沅君订了亲，按照封建传统，无“正当”理由是不能毁婚的。因此，冯沅君要出外上学就必须通知男方家，这样，势必要引起一系列的麻烦；如不通知，私自出走，周围的舆论将压得寡妇母亲喘不过气来。母亲断然决定，一切责任自己承担。于是冯沅君收拾好行装，梳上长辫子，穿着长裙，跟着兄长义无返顾地朝着解放的路迅跑。 　　唐河距有火车站的驻马店三百余里，乘坐马车要走三天多。冯沅君到北京后，立即参加了入学考试。这次应考只考作文一门，她早在家乡自学时，六朝小赋就已写得相当纯熟了，由于水平比较高，一次投考，便考中了。这一次勇敢而成功的行为，为她壮了胆，她欣喜若狂，更加无所顾忌。 　　冯沅君入学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知识界中已出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 　　她所在的女高师，校长是一个顽固的老官僚。对学生当中争民主、自由的热情，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和扼杀，为阻拦学生上街游行，把校门加上一把大锁。冯沅君第一个搬起石头砸碎了这把铁锁，为同学们打开了通路，使奔腾的革命浪潮，冲出校门，与社会相汇合。 　　为反抗封建家长统治，她还把《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改编成话剧。等到演出时，无人肯演反面人物焦母，她毅然上台，扮演焦母，演出后，受到了同学们的赞扬。 　　冯沅君反对封建传统，态度之坚决，行动之果敢，还表现在她的名宇的变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