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价值应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doc

审判价值应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应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是长期以来一贯倡导的一项基本司法政策。历史的步伐将我们带入了二十一世纪，我国现阶段正处在向市场经济、高度民主与法治的国家转轨的过程中，社会转型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党的十七大及时描绘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蓝图，这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也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指明了方向。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互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与人民法院的工作休戚相关，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人民法院责任重大，大有作为。审判应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价值理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该问题展开研究也就具有更加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法理渊源和现实根源 　　两千年前，著名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斯(celsus)说过：“认识法律不意味抠法律字眼，而是把握法律的意义和效果。”这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提法能够追溯的比较早的法理渊源。提出“两个效果”的统一源于为法律解释与适用注入更多的社会需求、社会意义和社会后果，是法律方法论发展的必然产物。19世纪后期的概念法学认为，法律适用是将一般规则适用于特定事实的法律后果的逻辑推演。“大前提是法律，小前提是事实，事实只要与法律规定契合，就自动导出结论。”他们认为法典是“计算机”，适用法典的法官是“自动售货机”。而产生于20世纪初的社会学法学和利益法学则认为，“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法律是协调社会利益的工具，法官是权衡这些利益的“社会工程师”。“两个效果”的统一是法的本质特征在实践中的必然要求。法的意志性和社会性是法的本质特征。法的意志性表明，法是在一定的意志、目的或者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的社会实践，是实现人们理想和目标(比如，确认、分配、保护和发展各种资源和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等)的途径或者工具。法的社会性表明，法的内容归根结底来源于或决定于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法的本质特征要求我们在进行法律实践活动中，一方面要探究制定法律时人们所要实现的目标，即实现的价值，另一方面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考虑现实物质生活条件的特殊需要。 　　相对于国外司法而言，我国更加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是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的。笔者拟根据我国的社会背景，重点发掘“两个效果”的统一在我国受到如此重视的现实根源。在我国法律适用中，存在着两种片面认识。一是僵化刻板地理解适用法律，把法律变成了一成不变或者必定有唯一答案的教条;二是无视法律的基本要求或者合理涵义，甚至无视法律的规定，使法律随心所欲地服从即时的需要或者特定人的需求，如为了本地的利益，或者为了领导的好恶，可以随意把法律弃之脑后，视为无物。“两个效果”统一的提出，大体上与校正该两种极端做法直接相关。强调法律规范的严格适用(即所谓的“法律效果”)，显然是励行法治的必然要求，但若对励行法治简单划一地等同于刻板僵化地适用法律，而无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即所谓的“社会效果”)，实际上并不符合法治的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政府职能迅速转变和社会需要协调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城建拆迁、资源利用、环境污染、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社会矛盾相对集中，社会价值和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社会对法治的需求空前强烈，但整个社会的法治觉悟和法治供给还与法治需求不相适应。在这种特殊的矛盾和碰撞中，法院既要通过严格的法律适用厉行法治，又要在法律适用中反映时代的需求，适应社会条件的变化，甚至要与时俱进地发展法律。而且在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必须加入多样化的社会价值考量，法律适用不能再停留在按部就班的静态的逻辑推演水平上。于是，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结合起来，强调法律适用中的社会价值考量，就成为我国当代司法的应有之义和显著标志。①此外，随着各种矛盾和碰撞的突出，法院既逐渐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公平正义的中心，承受越来越多的社会预期，又因为司法环境、司法权威和司法制度不能及时跟进和协调发展，司法时常无能为力和举步维艰，不能提供应有的司法供给，变通适用法律有时也就在所难免。这也是强调社会效果的无庸讳言的一个原因。 　　二、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科学内涵及相互关系 　　对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确切含义，理论界及实务界存在不同的认识。从法理学角度，孙国华认为，“法的实现的效果，或简称为法的效果，是法律规范的要求在社会中实现的状况，即社会关系被法律调整就绪的状况，有的学者将此称作法的实效”。从法社会学角度阐释这一概念，朱景文认为“法律效果，指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