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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的创作立场研究(共6184字)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网络不再是知识分子所独享的空间，越来越多的民众会上网或用手机聊天、发短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2年7月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9.9%。中国手机网民达到3.88亿，手机网络视频用户增长强劲。微博用户进入平稳增长期，目前有过半数网民在使用;手机微博保持较快发展，用户达到1.70亿。［6］从上述统计数据可见，这个基于数字媒体技术的虚拟世界已成为一个纷繁复杂而又无限延展的新的公共话语空间。虽然陈思和对“民间”的界定未曾涉及于此，但人们不得不开始关注和思考这一新的空间的民间性质。综观网络世界的诸多要素和特征，我们不难发现，它与民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并以惊人的速度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实际生活和理念，我们不妨将它看作数字媒体下的新民间。 民间立场:中国文学创作的传统 民间创作立场和民间精神历来就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传统。在贯穿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上，一直不乏“下里巴人”的经典:我国现实主义创作的发端、诗歌的总源头《诗经?国风》即是由民间采风而得，此风一直沿袭至汉唐。无论是汉代乐府还是唐代歌行，都带有典型的民歌风味;唐宋词虽由文人骚客“依声填词”而成，但与五代以降的民间歌曲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元杂剧(元曲)最先也是书会文人的勾栏瓦肆之作，却在不经意间引领一代风骚;最为典型的是，从民间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中演绎而成的“志怪”、“传奇”和“话本”，可谓明清小说的滥觞，之后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相继问世，学界开始意识到文学创作的民间精神并自觉和不自觉地进行理论探索。冯梦龙在《序山歌》里说: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浅。［7］(P．418)在此篇短文中，冯氏就明确爬梳了这种与主流文学、文人写作分野甚明的“民间性情之响”创作精神。明清时期诸多的历史、游侠、世情、神魔小说，虽系文人所作，但其中饱含的民间精神与审美趣味，无疑受平民生活和民间价值观念的影响。综观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创作立场，我们不难发现隐埋其中的民间基质。 一是“江湖”民间和市井的生活情结。基于平民创作立场的文学，其书写多是“引车买浆者流”而非“峨冠博带之士”，多为“盗跖”而非“颜渊”，有着明显的“江湖”民间和“市井”生活的偏好。《水浒传》勾画“江湖”民间社会图画，它通过展示梁山好汉的“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生活理想和排座次的严格规矩，树立了一种“江湖”意识的标杆。与之相呼应，从《水浒传》故事主干上旁逸斜出的《金瓶梅》，表现的则是都市市民的生活场景，通过都市人情百态的展示，树立起“市井”意识的标杆。应该说，在这两部小说中，形成了中国民间两个最重要最典型的文化范畴———“市井”和“江湖”。这种文化和美学批判产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事实上远不在主流教化的宏伟叙事之下。 二是民间化的道德倾向。这种民间化的道德主要表现为反正统和主流道德。在中国千百年来的正统道德中，“忠”是其基本道德尺度。“忠”代表了“庙堂”的道德规范，表达的是纵向的“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与之相反，民间的基本道德尺度则是“义”。“义”是“江湖”道德规范，表达的是横向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平等观念。［8］(P．54)《水浒传》利用民间的“义”，赋予这些绿林好汉啸聚山林、杀人越货的性格与行为以“合法性”。《三国演义》则力图补充和消解正统道德的“忠”，比如开篇写“桃园三结义”后，兄弟三人为立功报国共赴战场斩黄巾英雄，这里将民间的“义”和庙堂的“忠”巧妙地结合一体，在兼顾了来自正统的感受的同时，强化了“刘关张”之间的“三结义”，以兄弟之“义”冲淡君臣之“忠”和亲情之爱。此外，《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沈小霞相会出师表》、《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灌园叟晚逢仙女》等故事，用的都是民间最常见和最典范的道德评判来阐释所谓忠奸善恶、功名富贵，表达富贵无常、祸福轮回等朴素的人生观，迥异于正统的道德标准和审美趣向。 三是传奇性和趣味性的偏好。这在小说中表现尤为突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十分注重小说的趣味性、故事性和传奇性，并以此作为吸引读者的重要指标。从魏晋时期倡兴的专写“怪力乱神”一类的“志怪”文体，到宋、元、明代以情节取胜的话本、拟话本，再到清代文言笔记体小说，“奇”和“怪”是其中最重要的美学观念和内容要素。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袁枚的《子不语》专写孔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这类作品，在不致为风俗人心之害的前提下，专志“怪”、“异”。传统小说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