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县农民画的农民困惑.doc

户县农民画的农民困惑农民画以农民这个职业来命名，并发展成一个画种，对户县而言是以1973年为标志。记者在户县见到著名的农民画画家兼辅导者的刘知贵时，他说，“原来没有农民画这个称 呼和定义，最早都是农民在民间自发地搞刺绣、剪纸、画木版面和年画。1973年在户县农村业余美术工作者协会下的一些美术爱好者的作品在北京展出，因为名字太长，就直接称之为‘农民画’，简单好记，反正都是农民画的。画展当时在北京反响很大，随后在全国八个大城市巡回展出，把农民画在全国都炒了起来。” 　　刘知贵爽直痛快，甚至有些像漫画人物——他歪戴着蓝色前进帽，用嘴角叼着烟屁股，一边说话腿一边抖着，两手夸张地插进双排扣皮上衣的兜里……身上还留有农民豪爽率直的性格。作为农民画家，他的经历也相对单纯，相比较而言，比他更为有名的几个农民画家代表都已经不是单纯的农民或单纯的画家了。 　　一般的说法把1958年作为农民画的起始年，因为“大跃进”运动落实到户县农村，就以当地的“壁画化”、“诗画墙”等配合运动。美术理论家程征说:“农民在那种特定历史氛围里，把身心皈依于乌托邦式的理想，再聚合为现代神话般的图景。原始艺术的粗犷浪漫，民间艺术的朴拙自由，漫画的夸张，宣传画的直率，还常常夹杂着标语口号式的诗歌。用起重机吊大玉米棒或划着豆荚渡江之类的虚构图景，后来常被认为是‘亩产万斤’式浮夸的写照。然而艺术作为情感的形式，它表达的是感情和愿望而非现实，现实固然虚假荒唐，感情和愿望却虔诚热烈，所以现在看还有感人的力量。” 　　无论农民画的美学规律如何，其政治元素都不能忽视，刘知贵说:“以前的农民画强调专业色彩，以工笔重彩为主，以写实为主，工农兵形象不能丑化，主要是考虑政治因素。”1974年5月6日户县农民画巡展第十期简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很有意思:“我们把齐白石的鸡同户县农民画《大队养鸡场》的鸡一比较，就看出齐白石的鸡不过是单家独户庭院中供欣赏的鸡……再看徐悲鸿的马，不过是一些发泄个人哀怨的秋风瘦马。” 　　1980年以后，农民画风格变了，接近民间，民俗化了。刘知贵说起这个变化的原因时相当有趣，他说:“主要是以前老太婆子啥的画画比较少，1980年以后，老太婆子的队伍比较多了，她们的绘画有的是从剪纸演化而来，显得比较幼稚。” 　　农民画到现在又有了新特色，刘知贵说:“现在的农民画都接近于装饰画，以变形为主。因为内宾主要喜欢装饰性强、重彩耀眼的农民画，而老外喜欢传统人物画，那些离农村生活近的。但是真正的农民从来不买农民画，农民画的这些东西他经常见到，他不稀罕。农民不喜欢这样的画，因为他觉得画得不像，画得不像就是技术低，他们只喜欢明星画。” 　　三代画家的商业化路线 　　在户县，第一代画家李凤兰被称为户县农民画的创始人之一，也因农民画而带来政治收益:今年70岁的李凤兰屋里摆满了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片或外事活动照片，她的头衔从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一直到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她说，“最开始我画的都是自己想的画，到1958年画墙上壁画时，提倡在公共场合反映新生事物，县里就组织三个农民在甘峪水库工地办美术培训班，半天劳动半天绘画，培养了一个星期。我在西韩村，县上最重要的美术组都把我们村设为最早的点之一，我也成为重点培养的对象之一”。 　　李凤兰最驰名的作品是1973年的《春锄》，后来作为邮票发行。而她还有有名的作品是1969年的《喜开镰》，再现生产队夏收割麦、拉麦的劳动场面。李凤兰的创作主要集中于前期，她说，“改革开放后，我画的画就都是农家乐了”。 　　记者见到李凤兰时，她的二层小楼刚刚盖好一年，她说，去年盖房时手里只有八九千块钱，就一边盖房一边卖画，因为她的名声，有的画一幅卖到了一千七八——“因为是我的画，所以各方面都应该高一些，最低的也要七八十元。”最后，她一年卖画收入五六万元，盖起了新房。其实这并不是李凤兰第一次卖画，她回忆说，1978年时外国人就想买她的画，当时县长请示省上和中央，最后一张画卖了三四千块钱，给国家创收了外汇，还给文化馆盖了一栋房子。 　　李凤兰卖画的大背景是，农民画的商业化。刘知贵说:“现在全县专门把农民画搞成商品，以市场销售为主的就有四五十人的样子，有的人已经发展到连庄稼地都不种了。在西安，有上百个书画店不同程度地经营着户县农民画。”有一种说法是，李凤兰的儿媳就在其中的一家书画店经销她婆婆的作品。 　　出嫁前和李凤兰同村的48岁的潘晓玲是第三代农民画画家代表，她对记者总结说，“我的画画风格分成三个阶段，一开始是70年代画的画，和前两代农民画家画的画没什么区别。80年代我的画装饰性和民间气息比较浓，90年代以后到近两年，我吸收油画的东西比较多一些，不像以前靠线条，靠明暗关系来表现的作品多了”。 　　潘晓玲说1989年是她意识到“画能变成钱”的一年，“那时我在西安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