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牍概述.ppt

秦汉简牍概述 所谓“简牍”，是“简”和“牍”二者的合称，二者都是我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以前的书写材料的名称。既然同为书写材料的名称，何以有“简”、“牍”名称的差异呢？ 首先，是由用于书写的材料本身有性质的差异造成的。一般说来，所谓“简”，是竹质的书写材料，是用竹子截筒，剖以为片制成的。故“简牍”之名，首先是由“竹简”、“木牍”的合并简省而来。 其次，“简”与“牍”也存在形制方面的差异。一般说来，作简的竹片比较窄，大都只能写一行字；而木片制成的牍，则比较宽，可以写多行字。因此，竹简与木牍，也存在形制上的大小与宽窄之分。不过，上述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有时竹简也有比较宽的，可以写两行字；简也有用木制成的，称之为“木简”。只是这些都是比较少见的特殊情况，一般说来，“简”与“牍”大都存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差异。 制作简牍的材料，除竹简系用竹子外，木简、木牍，有用柳木者，秦简《司空律》即有此记载；《汉书·路温舒传》谓以“蒲柳为牒”。根据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其木质多为毛白杨、水柳、红柳和云杉等。 简牍的外表形式，首先表现为简牍有长、短不一的不同规格。根据已经出土的秦汉简牍，最长的简牍为三尺;中等长度的简，一般是秦汉尺二尺四寸长，约合今56厘米左右；短简的长度大都为秦汉尺一尺，约合今23厘米左右。间亦有八寸简，约合今18厘米。 用以书写诏令的简牍则用长简。用以书写法律条文的简牍也是比较长的，历谱也有用三尺简牍书写的。用以书写经书的简牍也比较长。 短简，一般为秦汉尺一尺长，也有短至八寸者，如有抄写〈论语〉的简长八寸；更有长尺六寸的简；一般用于写书符、传。然而从出土情况来看，一尺长的短简极为普通。这种短简，多用于书写一般文书和书信，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称书信为“尺牍”的习惯。 简牍文字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一般说来，有皇帝的制诏命令，有各级官府的文书，有各个不同部门、单位或机构之间往来的公文、信札，有官府的各种名册、簿籍，有各种不同的法律条文，有形形色色的契约，有各种不同形式与内容的身份证或通行证，有医药处方，有日历记录，有官府保存的档案，有财物登记，有殉葬物登记，有各种古籍的抄本，有大事年表，有官府的布告，甚至还有私人的信件。 以各级官府的文书来说，在简牍中又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有制书、诏书、敕书等属于中央政权的文书；有府书(大守府下达或批转的上级文书)、檄书(用于征召、晓喻和申讨的文书)、应书(下级对上级询问的回信)、牒书(主要用于与人事有关的任免、审讯及选举等的文书)、爰书(用于记录同法律审讯有关事宜的文书)、举书(有调查报告书的性质)、遣书(它不同于墓葬中记载陪葬物的“遣册”，多为委任与派遣低级官吏的文书)、报书(有判决书的性质)、疾书(说明戍卒健康状况的文书)、治所书(专指某一地区的文书而言)；别书(用以分别是非曲直的文书)、吏宁书(指官吏的探亲申请书及批准书之类)、行亭书(指边塞地区带有通行证性质的特殊文书)、变事书(关于提出建议及意见之类的文书)等等属于地方各级官府之间的文书。 简帛的发现与研究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百年间,中国简牍和帛书的出土,与以往的发现有着显著的不同,即它们都是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而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发掘,不仅简帛出土的数量大增,而且实物均得以保存下来。20世纪是简帛惊人大发现的时代,前后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是30年代以前,一是70年代之后,至今仍不断有大批量新的简帛材料出土。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内容包含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又翔实的资料。 1949年前所出版的简牍整理成果,集中在两批简牍,即尼雅、楼兰、敦煌出土的汉晋简牍和1930—1931年于额济纳河流域首次出土的居延汉简。由于前者全都被外国探险家囊括而去,所以,尼雅、楼兰、敦煌等地相继出土的简牍,均由外国的汉学家率先整理和公布。 1949年后,简帛发现遍及全国各地,发掘工作大多由中国各地方考古工作者进行,但简帛的保护和整理需要有考古、历史、古文字、古文献等各个学科造诣很深的专家参与其事。因此70年代以来发现的各批资料,多数都是在国家文物局组织下,由各方面学者组成整理小组,联合攻关,通力协作,负责整理、注释工作,使简帛整理成果得以不断面世,由1949年前的少数几种,增加到数十种。一方面, 1949年前已经有简牍出土的居延和敦煌、尼雅、楼兰等汉晋简牍,继续发表重要整理成果。另一方面, 1949年后新出土的简帛,其整理成果也陆续公布。 战国简 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相继发现战国简牍近1万枚,主要有湖南长沙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177枚),湖北江陵望山楚简(27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