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草根NGO的问责现状与问题.doc

中国草根NGO的问责现状与问题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和谐社会的提倡，中国政府已经从无所不为的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培育社会组织放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民主权利的重要位置上，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2]。在政策上开始向扶持社会组织的方向在转换。因此，越来越多的草根NGO组织出现在公益的舞台上，保护环境、提供福利、关爱弱势群体、兴办教育等。这些组织的公益活动得到了公众的支持和参与，许多人加入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志愿者行列。在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全国共有561万人通过各级共青团组织报名参加抗震救灾志愿服务，直接和间接参与了抗震救灾的志愿者各地共有491万名 [3]。企业家的捐款数额达到71亿4697万元，比历史上任何一年都多。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运会有近170万名志愿者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服务 [4]，如此庞大的志愿者活动的展开是中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和公民社会的崛起，因而有人把2008年称为中国志愿者元年。 在这些社会公益组织日益发展和公民社会不断成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与之不相宜的另一种现象，一些公益组织，基金会以及志愿服务组织在提供公益服务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丑闻：诸如，中国民间的第一家抚育孤儿机构的创建者，曾被誉为“中国妈妈”的胡曼莉因账目不清，弄虚作假，公私混淆等财务问题，被捐助者“美国妈妈”张春华告上法庭；打着义演幌子在四川慈善公演，被曝出盈利丑闻；利用公众的善心，编造“中国最美乡村女教师”以骗取善款的事件被揭露出来；以及在中外都影响浩大的慈善事业“希望工程”也被《南方周末》揭露出资金挪用，招致巨大亏损；还有一些NGO组织非法挪用资金、暗箱操作，以及制作假账愚弄公众等事件的发生。在中国公益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这些丑闻的曝光无疑会引起了公众对公益组织，特别是草根NGO诚信的担忧，也引发了他们对一些NGO活动的疑问。 虽然，我们知道大多数的草根NGO公益组织是由一些富有公益心的个人或者一群人发起，并为了提供某种公益服务而设立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草根NGO的外部和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因而导致一些滥竽充数的个人和团体有了可趁之际，借着NGO的幌子去牟取个人的私利。特别是中国的NGO的发展还很不成熟，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度，还是NGO内部的管理制度，都还没有完全健全。从外部的政策环境上来看，政府对社会组织设立了双重管理的严格登记制度，将草根NGO排除在外，这些组织只能选择公司法人以达到其合法性。从内部机制上来看，由于NGO缺乏如同企业那样的管理机制，管理者的能力不足，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导致组织的效率低下，财务问题、逃漏税、图利主管、人才流失等问题的出现。 事实上，缺乏政府外部监督机制的草根NGO,其公司身份很容易引起公众的质疑，而NGO组织在和其自身的自律机制上也缺乏规范的制度化。因此，当这些NGO组织的丑闻被曝光以后，无疑会让人们对NGO组织的信任度大打折扣，质疑慈善捐款的用处和去向。这些疑问和不信任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NGO组织的参与和奉献。 因此，一些有志之士一方面呼吁政府放松管制，给予NGO组织合法的地位，以法律制度的方式加强组织的外部的监督和管理，代替那种硬直性的双重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呼吁NGO组织要加强内部管理机制，提升组织自身的自律性，增加组织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呼吁NGO要努力建立问责机制，不断的完善内部治理与监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提升组织的内部管理能力，才能有效的与政府合作，承接政府的项目，才能得到企业和个人的资金援助，才能吸引更多的人们支援和参与NGO组织的活动。 对于NGO来说，促进中国NGO法律制度环境的改变是推动NGO成长的基础，但是，法律制度的改革不是一日能够完成的，一般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与此同时，NGO组织内部的自律建设却也迫在必行。提高NGO的自律建设不但能够强化自身能力，获得公众的支持，也会渐进地促进政府对NGO制度的改变。因此，加强NGO的自律建设是许多NGO组织的共同愿望。NGO组织的发展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建立NGO组织的问责制度将会为日益庞大的NGO组织的健康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研究概论 本研究主要针对中国草根NGO自身的问责问题开展调查，了解了我国NGO组织外部问责和内部问责等方面的状况，对实际调查的结果进行整理，归纳。运用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剖析了NGO问责机制中自身的缺陷，结合我国NGO组织在问责制度建设中的问题，提出了推动NGO组织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建议与对策。 在中国，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定义不统一，在调查前我们界定了本调查的对象为草根NGO。什么是草根NGO？它与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