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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调研工作报告 “放管服”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政府层面的贯彻和实施，是政府以“放”为核心，以“管”为抓手，以“服”为支撑的体系化、系统化改革。“放”主要指简政放权，重点在于合理划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权力边界，目的是聚焦活力、添动力，实现治理主体良性互动与协作治理；“管”是指放管结合，重点在于政府治理的把握与平衡，目的是强化针对性、有效性，以公平公正实现治理主体权力和客观权利的对等；“服”是指优化政务服务，重点在于政府现代化治理理念与方式应用，目的是找准需求和痛点，以效率为核心实现良治与善治的统一。“放管服”改革不是简单的政府机构改革，也不是政府权力损益的“加减法”，而是政府以整体性眼光审视政府运作机理，实现从机构、权力、理念三位一体的改革。 一、“放管服”改革工作的历史沿革 西方的简政优化政府权力强化深化政务服务较早的是英国，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酝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运动；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大规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新加坡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发展电子政务，是全世界最早推行政府信息化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国家之一。我国从当下“放管服”模式看，主要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从严格意义上的简政放权讲，应该从2001年9月24日国务院成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算起。此后持续了十年的时间至2012年，国务院分六批取消或调整了行政审批项目，总共取消、下放或调整了2456项行政审批项目。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开始力度更大的“放管服”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此后，新一届中央政府把“放管服”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旗”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 二、深化“放管服”改革取得的成效 三、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相关部门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部门习惯于将审批作为日常行政方式，为民服务意识欠缺，自由裁量权过大的“权力任性”现象仍较普遍，将资源要求等同于监管、以考试培训替代监管、把监管简单理解为取消下放事项的衔接落实等误区不同程度存在，会批不会管、监管能力与硬件建设不足等问题在基层监管方面尤为突出。 二是办事程序和环节的实际效能依然不高。一些部门业务系统与审批系统并未全面互联互通，“信息孤岛”“二次录入”现象较普遍。审查环节重形式轻实质、专家评审环节不规范、中介服务把关不严等问题较突出。有的事项涉及多个部门，存在重复审批问题，有的虽减少印章但审批内容无实质改变。有些地方“一个窗口办结”“一次取件”貌似节省企业取件频次和时间，实际前提是全部证件办齐才能一次取走，在多个证件一起办理的情况下，必然存在取件的“短板现象”，影响企业办理其他事项。审批与监管环节未充分分离，互相衔接的互动机制不健全。 三是审批权限与事项取消或下放仍不彻底、不合理。对本部门有利的审批事项，采取直接保留，或将审批之名改为“服务”“内部事项”等名称而间接保留，或取消事项但将审批环节合并到其他审批事项，或仅下放初审权但保留终审权或发证环节等方式，继续行使实际上的审批权；而所下放权限则多集中在比较偏僻或业务量极少的专业领域，与经济运行关联度不大，对激发市场、企业和社会活力作用不明显，甚至有些权力改头换面后企业负担不减反增。取消和下放事项标准、数量口径不一，单个大项拆分成若干小项计为取消项或若干消项打捆成一个大项计为保留项等数字游戏，部门之间审批事项交叉保留等，增大了审批管理的难度。 四是基层政府权限弱，改革创新意愿不高。基层政府作为大多数事项的直接审批方或收件方，与市场主体的日常互动最紧密，因而也最容易发现问题。但由于改革权限不足，很多情况下，基层政府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却无力改革。主动改侧面临突破法律、法规的风险。此外，基层政府仍面对“底下一边减，上边一边加”的无奈。利益部门巧立名目，仍未彻底解决。 四、经验做法和努力方向 一是优化审批流程的系统性再造。在标准制定方面，主要是将事项设定与联办机制相结合，依法编制并发布实施单个事项的行政审批标准，推动联合审批，使行政审批拥有共同的行为准则。在机制构建方面，主要是建立行政审批部门之间的沟通衔接机制及定期跟踪督促并协调解决问题的跟踪服务机制等。在职能整合与审批权相对集中方面，主要是成立专门的行政审批部门，将分散于各部门的审批权集中在该审批部门执行，有些地方则进一步整合审批部门与人员，按照“一岗多能，一人多专”的要求建立专业审批队伍，一个窗口办理多个事项。 二是创新审批事项的前置与后置。各地按照国家要求对正在实施的前置审批事项积极清理，除少数重特大项目保留环评作为前置审批外，企业投资项目基本只对用地、选址两项事项保留前置审批。一些地方还对“前置审批”事项的审批工作灵活处理，如“模拟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