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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种粮”热背后的冷思考 　　近半个月以来，我国大部分省份都进入春耕季节，但和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的春耕凸显出某种新气象、新变化。从东北、华北，再到西北，从中部地区到华南，一股“春耕种粮”热像野火般燃遍了各地的乡村。各地方的配合春耕种粮的农业政策迅速出台，将中央的大政策细化到地方；地方政府下大力气，从软、硬环境两手抓春耕种粮；外出打工的农民批量重返乡里拾锄种田，良种骤然俏销，耕地一时间变得抢手…… 　　在有“中国的粮仓”之称的东北农业基地，全国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之一的黑龙江省，今年粮食种植面积在增加220万亩的基础上，粮食种植总面积已达到1．2亿亩，欲增产粮食30亿—40亿公斤。在近日黑龙江省省政府给全省农民的公开信中，将配套的农业政策各细节落实得十分清楚；农业重省吉林不仅将国家的大政策迅速细化到地方，而且还算了一笔账，称年内政策措施将使当地农民直接受益30多亿元。 　　在中部农业大省江西，今年粮食播种面积迅速增加了10％，基本达到4800万亩以上。省委、省政府在3月31日向全省农民发出的公开信中表示，今年在江西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即如果今年早稻上市价格低于每百斤70元，就由政府指定国有粮食企业按每百斤70元的价格敞开收购；市场价格高于每百斤70元的，粮食经营企业按市场价格收购。为了让农民能吃上定心丸，江西还鼓励国有粮食企业和农民签订收购合同。湖南在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也出台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的政策，规定新粮上市起，早籼稻价格不低于每公斤1．4元。 　　在关中平原，陕西挑出农业大旗，喊出口号确保今年粮食产量回升，给自己提出5000万亩粮播面积、粮食总产200亿斤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陕西推出了最严格的保护耕地政策。对一些清理出的、具备耕种条件的土地规定今年必须种上粮食，而农民外出务工形成的撂荒地，则依法实行流转，由其他农民户种粮。为保证春耕种粮，在西北，黄河流域的重要农业省份内蒙古今年粮食播种面积也要恢复发展到6200万亩，据说仅八百里河套地区，今年小麦播种面积就比去年增加150万亩。 　　春耕种粮的热度高涨，明眼人都知道，是由国家年内出台的两项政策而来——“一号文件”和减税。就是今年2月8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和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5年内取消农业税”。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保障粮食安全，这是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两会”上，由“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提出的一个撼动了整个中国的观点。但随着各省的“春耕种粮”热，一些现象也随之涌现，首先是外出打工的农民批量返乡，在东北，在江西，批量返乡的农民成了农村过去10年来从未出现的新鲜事；其次，粮种骤然俏销，在江西，今年稻种就比前几年价格高出了10％，优质稻种一公斤卖到8—10元，专利品种有的一公斤卖到26元。就是这样，农民们还是要多买一些回去，因为他们认为，今年国家政策好，种粮肯定能多赚钱；第三，耕地变得抢手，各地土地承包价格都有不同幅度上涨，据说，黑龙江农村耕地转包价格上涨增幅高达50％以上……面对这些新现象的产生，除了内蒙古对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不断攀升的现状迅速做出反应，以防价格暴涨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外，其他省份还鲜见有动作的。而实际上，“农民的批量返乡”，在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的今天很可能为下一轮“农民批量的离乡”埋下伏笔，耕地价格的暴涨继续下去必然会衍生出新的腐败，农民的税负是减了，但增收呢？有专家指出，从长远来看，“加”比“减”更重要，“减”是必要的，但是只有帮助中国农民找到一条致富的长远出路，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显然，正视减税后的农村现实，积极稳妥处理衍生出的新问题，是各地方政府必须关注的。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中国的粮食生产在近十余年内已出现了几个拐点，呈“Ｓ”型存在，离我们最近的是1998年的拐点，粮食大丰产后，国家政策之手开始调整产业结构，之后便迎来了6年后的今天，粮食安全问题危机显现，XX年显然又是一个新的拐点，在两个拐点之间，我们不难发现那一个弧度很大的曲线与地方落实中央政策的热情和措施密切相关，因为国家政策之手只是在调控中改变了原有的方向，但是在新的方向下能走多远，怎样能走得恰到好处，这个“度”的把握却完全在于地方。怎样才能避免陷入新一轮“一哄上——一哄下”的怪圈，恐怕才是各地方政府在时下“春耕种粮”热中应切实思考和把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