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中美细节：爱恨交织中好感占主流.docVIP

重温中美细节：爱恨交织中好感占主流 爱恨交织中好感占主流 1784年来广州开拓商业奇迹的“中国皇后”号上的美国商人，是现在有确切文献记载的最早来华的美国人。那时的美国，还是刚刚独立建国、处于邦联体制下的松散的十三邦联合体，与1789年创始、一直延续至今的联邦制下的美利坚合众国，还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这之后又过了半个多世纪，鸦片战争后，“天朝”开始与“地上的世界”接触，面对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林则徐、魏源等极少数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于是美国这个新世界的新国家才终于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回首当时，我们的先人对美国完全是茫然无知。曾任广西、福建巡抚，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徐继畬，在1848年所撰《瀛寰志略》中，第一次把美国的国名意译为“米利坚合众国”，这与当时流行的花旗国、育奈士迭国、美理哥合省国等相比，已经非常接近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规范译名了。该书还第一次把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详细地介绍给国人，对他赞誉有加。作者还准确地看到了美国的州(state)与中国的“省”的区别，在行文中用“国”来表示，如阿甘色国(阿肯色州)、密士失比国(密西西比州)，等等。 曾协助林则徐规划形势的梁廷枬在1844年著的《合众国志》，是第一本中国人写的关于美国的专门著作，对美国的总统制刻画得惟妙惟肖。正是在这一“开眼看世界”的新思潮中，中国人“发现”了美国这个新国家，而这个新国家是过去闻所未闻的。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曾翻译过一些介绍美国政治体制的资料。戊戌变法和辛亥时期，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把美国当作一面外来的镜子，图谋维新或革命之道。孙中山的中华民国蓝图特别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和美国经验息息相关，他晚年甚至在演说中提出要“把中国化为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学者出身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主张，深得中国政论界的欢迎。陈独秀称赞威尔逊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所谓“美国是中国真正的朋友”成为当时相当流行的观念。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有数千学生在“五四”游行时喊的口号是：“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但公理并未战胜强权，巴黎和会的最终结果使中国人觉悟道：天助自助者。五四时期，中国的新闻业方兴未艾，知识界思想解放，百家争鸣，当时对美国从厚望到失望的大起大落，在媒体上有深刻的反映。 尽管如此，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仍是占主流。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文化的输入与传播产生了重大效应。根据北大已故教授罗荣渠的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在当时，拥护民主，即‘德先生’，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在留美学生中)是以美国为样板的。所谓民主就是指共和制与代议制，这在晚清一些人的文章中就是以美国为效法的榜样……至于提倡科学，即‘赛先生’，虽然不能说是以美国为样板，但它首先是在美国留学生中提出来的”。用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的说法，“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918年出版的《美国工商发达史》，是出自中国人手笔的第一本探讨美国经济成功的有价值的著作，其作者叶建柏当时是留美学生，他的切身体会是：“乘舟来美者，入纽约湾，遥见自由神像，昂首立海中……则自由独立之念，不觉油然而生。及观摩天之楼，白若玉阙，上接云汉，恍非人世，夜间电光灿烂，极人间之观。回忆我国暮烟沉沉，奄然垂毙之象。其相去又安可以道里计乎？”这种深沉的反思意识成为那一代中国人的精神象征。“设若袁世凯生在美国，中国的人民有美国的人民那种觉悟，他也敢发生做皇帝的梦吗？”北大高才生罗家伦1919年11月8日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偶然的。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的见解同样发人深省：“我平日的主张，以为我们观风问俗的人，第一个大目的，在于懂得了人家的长处。我们所该学的，也只是人家的长处。我们今日还不配批评人家的短处。” 从顶好到滚出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中国和美国首次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内部孕育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美国进一步卷入中国事务。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在中国的形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蒋介石表示：美国“为中国生死患难惟一之真友”，提出今后反侵略战争要以美国为中心，中国的国际政策“皆惟美国马首是瞻”。1942年10月美英宣布废除其在华特权，1943年1月11日中美及中英正式签订“平等新约”，举国欢庆，“埋葬了沉痛的历史，展开了民族的新生”，成为《庆祝平等新约歌》的主题。 这种感受在当时并不是偶然的。应该说，从1941年到1945年，美国作为“友邦”的形象，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顶好！”一度成为中国老百姓竖起大拇指夸美国兵的专有说法。马叙伦在1945年10月6日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非今世强国之冠冕乎？美国非今世民主国之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