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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德罗尔的政策科学理论 一、德罗尔及政策科学 叶海卡·德罗尔是以色列著名的国际政策科学家。1928年生于维也纳，10岁时移居以色列。曾在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法律、政治与社会学。后相继担任美国兰德公司的高级参谋、以色列国防部高级策略分析顾问，现任耶路撤冷希伯莱大学教授、政治学终身教授。此外，他还担 二、德罗尔政策科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德罗尔的政策科学理论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起来包括三个方面：政策科学研究思想、逆境中政策制定的思想和宏观政策分析的思想。 德罗尔的政策制定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一书中。该书讨论了所谓逆境环境下政策制定的问题，其思想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三、简评 德罗尔对政策科学的一般概念及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形成了较完整系统的政策科学理论，并为政策科学的学科建设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为政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政策科学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已成为被多数政策研究者所赞同和遵循的“范式”或“研究纲领”，从而促使政策科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德罗尔又指出，准备承担风险的原则并不是鼓励冒险，更不是主张轻举妄动、孤注一掷，不是主张对待逆境采取轻率的态度，而是打破那种认为可望推行诸如渐进主义方案这种没有风险的对策就可以走出逆境的幻想，从而正视现实，采取积极的、自觉承担风险的、更为有效的政策方案。 此外，德罗尔还指出，承担风险的原则还要求十分注意可能出现的小概率的灾难性后果。为此，他告诫人们要注意分析各种不良后果出现的可能性并预先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或者通过主要社会变量的调整和资源的投入使出现的概率进一步降低。这就是“避免万一”的含义。 (5)产出价值优先原则 德罗尔认为，政策制定的全过程受到两套不同的价值、目标与要求的支配。一套是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产出价值，也就是政策对现实的影响方面的价值、目标和要求；另一套是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形式方面的价值，或者指民众参与、公开性、达成一致的组织基础、民主性、合理性等属于较为抽象的价值、目标、需求等。从系统分析的角度看，由于产出价值与形式价值的交叠以及不同人的价值观的差异，使得政策目标的追求处于两难的境地。 因此，德罗尔认为，有必要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对上述两套价值观的相对权重给以适当的估价。一般地说，在社会呈现升平、稳定的顺境时，应给形式价值较大的权重；而在逆境中，则要赋予产出价值较大的权重。这就是逆境中应当遵循的产出价值优先政策原则。 对于产出价值优先原则，德罗尔还作了如下说明：一是价值优先权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产出价值优先并不等于无限制地压低形式价值或者广泛地转移形式价值的权重。实际上，产出价值优先是以满足最低限度的形式价值为基础的，如果丧失了最低限度的形式价值，那本身不是一种严重的逆境。 二是在逆境中，产出价值优先原则实际上给出了政策方案选择的优化标准。两种价值都得到满足的方案是最优方案，当不能兼顾、两全时，应首先考虑产出价值的满足。只要一项政策方案保证了最低限度形式价值的满足，它也可以算是满意可行的方案。而一切损害产出价值、一味追求形式价值的方案，在逆境中都是不可取的方案，因为它无助于克服逆境。 (6)积极性强制干预原则 德罗尔认为，对社会进行积极主动并且带有强制性的干预是政府中枢决策系统发挥能动性的行为方式，也是政策制定的本质特征之一。在德罗尔看来，这条原则用最直接的术语可以表述为：“为了应付逆境，政府中枢决策系统必须享有发号施令的权威，以制定和执行强硬政策。”在这里，一切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化的行为都是与这一原则相悖的，必须予以反对。 德罗尔认为，前述的社会改造原则和达到临界质量的原则都需要积极性强制干预原则作为保证，因为在逆境条件下，政策方案必须带有创新的特点，必然要改变社会的主要变量，必然要克服保守、僵化的组织机构的惰性，也一定会触及旧有体制的改革。所有这些都会使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遇到来自各方的阻力。 此外，逆境所固有的风险性也使对许多重大决策难以像常规情况下那样容易达成妥协和统一，有时还会出现巨大的分歧，甚至合法性的方案也难以贯彻执行。德罗尔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重新依靠政治权威、推行强制性的决议之外，别无选择。因此，必须将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的强制性视为必须遵守的政策原则。 德罗尔认为，上述六项基本原则总括在一起构成了逆境中高质量政策制定应遵循的总的指导方针，在这个总方针的指导下，我们可以继续针对不同的逆境特征去寻求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对策。 5．应付逆境的对策（改进政策制订） 逆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策制定本身固有的无能与克服逆境所需要的高质量政策制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政策质量赤字。德罗尔认为，为了缓解直至克服逆境，就必须减少这种赤字。然而，逆境正是政策制定固有的无能所造成的低质量政策的产物。因此，应付逆境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