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典型案例分析.docx

案例1：　　　　　　某幢旧式楼房，屡次发生失窃事件，原因之一是该居民楼里各单元没有加装公共防盗门。每次失窃案发生以后，大家都希望楼里能装上一扇单元防盗门，各家进出有钥匙，朋友来了就在楼下通过电话喊一声，使整幢楼的安全性增加。但防盗门一直没有装上。向单位房管部门反映，说是住在楼里的已经不完全是本单位的人，费用难以协调；再说这些住房已经出售给私人，装防盗门应该由居民自己出钱。于是该居民楼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没有一个机构出面负责解决“装防盗门”这样的公共事务。分析：这是一个安全问题政府提供的问题，先看着防盗门问题能否通过私人方式去解决。在没有加装单元防盗门的情况下，一些最担心家里被盗、被抢的人首先出资给自己家里加装防盗门。对个人来说，这要花更多的钱，但比起费时费力地去搞“制度创新”还是合算的。从长远来讲，由于有钱的人加装防盗门，窃贼的盗窃难度大了，成功概率低了，盗窃行为的净收益小了，边际收益降低。因此，窃贼要么设法提高盗窃技能，要么就是光顾那些不装防盗门的家庭。这样一来，那些原以为自己没有多少钱，小偷不会光临，毋需加装防盗门的家庭会受到损失。最后的结局是：不管有钱还是没钱、钱多还是钱少，家家都装防盗门。对每一个家庭来讲，投资于防盗门的支出与自己对家庭财产被盗的预期损失是相关的。也就是说，盗窃的预期损失越大，投资防盗门的愿望和实际投资越大；盗窃的预期损失越小，投资防盗门的愿望和实际投资越小。就整幢楼而言，每个家庭用于防盗门的支出远远大于统一安装一扇单元防盗门的费用，两者之差额，代表一种制度成本，它并没有带来社会福利，却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如何以公共方式提供的安全服务——加装防盗门成为可能？这种事情该由谁来管？怎样管？其实，加装单元防盗门应该是政府管的事，因为“安全”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第一，如果没有公共治安，犯罪必定泛滥，个人用于防治犯罪的成本大量增加，全社会用于防治犯罪的总支出也增加，不如建立公共治安体系来得经济，而防盗门的安装正是公共治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说，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安装单元防盗门比大家各自投资更有效率。第二，政府是社会中惟一能够合法使用暴力来保护产权的机构，也是惟一能够借助于强权来征税的机构，拥有提供公共产品的便利条件。因此，加装防盗门这件事应该由政府来管。当然，政府的职能是负责公共产品的供给，并不一定要由政府自己来生产防盗门。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非排他性是相对而言的，是针对特定的消费群体的，因此，对公共产品的理解也是相对的。从大的方面讲，公共治安在全国范围内是公共产品，每一个公民的消费均具有非排他性，公民享受这种消费通过公民纳税来支付。从小的方面看，防盗门对于同一幢居民楼的消费者来讲，具有非排他性，他们应该为消费公共产品负责，也就是说，应该支付该公共产品的成本。通俗地讲，谁受益谁付费，居民应该为加装公共防盗门付费。虽然居民都是单元防盗门的受益者，但对于每一个居民来讲，他们实际的边际收益是不同的，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举个极端的例子，对于家中没有什么财产的赤贫者来讲，根本没有财产失窃的可能，他是不愿意为单元防盗门付费的。一个百万富翁就很愿意付费。既然加装单元防盗门会给不同的消费者带来不同的收益，因此，他们为加装防盗门而愿意支付的成本也不一样，即边际收益高的居民愿意付较高的价格，边际收益低的居民愿意付较低的价格。当实际价格超出预期时，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上限就是心理价格。案例2：据《新民晚报》1989年8月30日报道，上海市北京路上有幢房子，7户人家合用一个6平方米的灶间。每当夜幕降临家家烧饭的时候，7盏灯齐放光明，把个斗室照得通明。各家“划地为牢”，围绕煤气灶炸、炒、爆、煮。殊不知，多少度电在“空耗”中白白浪费了。分析：如果公共产品由私人提供，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公共走道、公用卫生间等地方也有发生。这则并非虚构的故事告诉人们：公共产品（即电灯或灯光）的完全私有化（即每户拥有一盏灯）并非是一件好事，对于社会来说，公共产品的完全私有化会导致资源重复配置，造成浪费。虽然公共产品的这般私有化解决了收费的困难，每户都按表付费，但由于公共产品已经变成每户的私人产品，因而，私有产权制度每户所缴纳的费用（即为购买灯光的价格）大致上等于7户人家构成的社团产权制度下所需费用的7倍，因为在私有产权下，电力资源的配置将7倍于社团产权制度下的电力供应。显然，公共产品的私有化会造成费用的过多支出和重复配置电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从而可以证明公共产品的私有化并不是社会最佳的制度选择，尽管这一办法可以解决收费困难问题。因此，在公共产品的私有化与公共产品的合理配置之间，也有一个比较成本的问题。公共产品私有化的代价包括资源重复配置的浪费以及设计排他装置的费用（如每户要安装一个独用电度表和独用开关等），而对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