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职住分离的区域测度方法探究以北京为例.docx

【作者简介】梁海艳(1986-)，男，云南曲靖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孟斌(1971-)，男，安徽肥东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李灿松(1980-)，男，云南大理人，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随着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发展，居住空间和就业空间逐渐发生错位而产生了严重的职住分离问题，大城市表现更为明显。本文利用北京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传统的昼夜人口密度比基础上，拓展了洛伦兹曲线的应用范围，提出“职住分离洛伦兹曲线”测度方法，从区域层面对北京市职住分离现象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不论从洛伦兹曲线集中指数还是昼夜人口密度比来看，北京市职住分离现象都很突出，昼夜人口密度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格局也发生了变化，2000年呈现由核心区向郊区圈层递增的结构，而2010年则出现了明显的东西分化格局。十年间，北京市职住分离洛伦兹曲线集中指数也在相应地增加，洛伦兹曲线方法可以更好地从区域层面来反映职住分离状况。 　　【关 键 词】职住分离；洛伦兹曲线；区域测度；北京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129X.2014.04.002 　　【文章编号】1004-129X(2014)04-0016-10 　　一、文献回顾 　　在我国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不断深化的城镇住房和就业体制改革，居民住房选址和择业的自由度都显著增加，人口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居住地与工作地的空间分离趋势越来越明显，产生了居住与就业空间错位的现象，并由此带来了居民时间成本与交通成本的增加，造成交通拥挤等社会问题。[1]在由计划经济时代的“职住合一”向市场经济的“职住分离”转轨背景下如何降低通勤成本，构建一个最优化的通勤模式，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实际通勤成本偏离于最优通勤成本造成的过度通勤，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2]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早于我国，国外学者对此类问题关注也比较早。Kain1968年发表的关于空间错位的文章具有代表性，[3]文章指出，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小汽车的普及和高速公路的发展，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白人为了寻求更好的居住环境而搬迁到郊区居住，而他们的就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心区域；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较差的黑人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域，但是他们却很难在该地区找到合适的工作，这样就产生了居住和就业的空间错位现象。此后，很多学者关注到职住分离的现象，从通勤、空间错位、就业-居住人口比等多个视角对此进行了研究。 　　国内近年也有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职住分离问题，周江评通过对西方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将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展现在国内学者面前，[4]一些学者陆续开展了北上广等大城市的职住分离问题的实证研究，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也有学者相继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进一步梳理了职住关系研究的理论视角、主要研究方法及主要发现。[5-9]可以发现，通勤时间(距离)是国内学者最常使用的衡量指标。如周素红等利用通勤距离和居住-就业吸引度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均衡性；[10]赵晖等构建了以通勤时间或距离为基础的职住分离模型，认为北京居民的通勤时间在普遍增加，城市外围的通勤时间多在40分钟以上，郊区的职住分离强度相对较大；[11]孟斌在对通勤时间分析的同时，构建了北京市分县区的通勤流向矩阵，以反映就业人群的通勤强度和方向；[12]也有学者建议采用特定区域就业人口和居住人口比等反映职住平衡度的指标来测量职住分离的情况，如顾翠红等通过对二、三产业在业人口空间分布和就业岗位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上海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职住分离问题；[13]宋金平等使用跨区县和跨街道的职住分离比例来度量北京市的职住分离程度，发现跨区县和跨街道的职住分离比例差别不大，都在35％左右。[14]徐卞荣利用独立指数方法衡量的自足性指标(Self Contained，即居住并在本地域范围内工作的劳动者所占的比重)，对南京市流动人口职住分离进行定量测度。[15]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与GPS技术的广泛应用，有人开始使用地理数据来研究职住分离问题。龙瀛等利用公交IC卡来识别持卡人的居住地和就业地等信息，这是一种较新的方法，根据公民的公交IC卡上记录的乘车时间和空间数据信息来分析职住分离；[16]也有学者用出租车数据进行类似的研究。[17] 　　这些研究成果，早期主要使用比较简单的描述统计或者简单的回归模型，到后期才出现比较复杂的推断统计分析，并结合GIS等空间分析技术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目前学界对职住分离(平衡)的测度方法或多或少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如通勤时间与距离测量方法简单，可操作性强，但不同等级城市的相同通勤时间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感受差异较大，单纯利用通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