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桓公所述‘礼’之儒学阐释-南华大学.DOC

《左傳?桓公、莊公》所述「禮」之荀學闡釋 ((兼論荀子思想的歷史意識 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 謝君直 摘要 本文是接續筆者〈《左傳?隱公》所述「禮」之倫理思想〉的研究，進一步論述〈桓公〉與〈莊公〉這部分傳文所述「禮」之思想。論述方法則經由荀子哲學所涵之禮思想，對比與理解《左傳》史文所載歷史事件之以「禮」評述之意，瞭解「禮」在歷史中的義理，察識「禮」在歷史傳述中的脈絡。本文研究認為，藉由《左傳》「禮」思想的荀學涵義，學者亦可發覺荀子哲學思想明顯存在著歷史意識，此一方面可見荀學脈絡的來源，一方面也可確認《左傳》是溯源先秦儒學禮學思想的對象。 關鍵字：左傳、禮、荀子、儒學、禮治、歷史 前言 《春秋左氏傳》之以事解經乃史官從史料反映（reflect，亦是反省）的目的，藉由人物之事跡，顯發《春秋》褒貶之作用。而且，柳詒徵《國史要義》歸納五史之職道：「禮由史掌，而史出於禮」，則《春秋》經傳不啻蘊含「禮」思想的可能性，展示春秋時代是以「禮」為中心的人文世紀。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之序文引鄭玄〈六藝論〉云：「《左氏》善於禮」，而且，據清末國學大師劉師培《群經大義相通論》的考證，《左傳》的史料敘述其實還可以聯繫先秦諸子，尤與荀子的關連最為明顯。因此，筆者曾以〈《左傳?隱公》所述「禮」之倫理思想〉為文論述《左傳》這方面的思想特色，今繼之以魯桓公與莊公年代範圍，經由荀子哲學的視角，加以詮釋《左傳》文獻所述「禮」之思想。 文獻分析 《左傳?桓公》所述之「禮」共14則，凡17見，以及單就所施用文物之行為的肯定或否定用語之外，桓公時期所述「禮」有3則文獻具有思想意義。 （一）〈桓公二年〉：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傳文「二年春」已述宋國華父督弒君並改立殤公，而且藉由賄賂來使各國承認該政權，上引文即敘述臧哀伯諫魯桓公不應納鼎受賄。臧哀伯的諫言並非從弒君小人之籠絡來直指魯君受賄，而是從「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來勸諫國君所作所為應「昭德塞違」，竹添光鴻箋注此語云： 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德是行之未發者，而不可聞見。故聖王設法，以外物表之，其儉、其度、其數、其文、其物、其聲、其明，皆是昭德之事也。 儉、度、數、文、物、聲、明是指臧哀伯在「昭令德以示子孫」後以七種具體禮文，說明主政者應該在生活各面向表現出「昭其儉」、「昭其度」、「昭其數」、「昭其文」、「昭其物」、「昭其聲」、「昭其明」，即禮儀之施行是全方位籠罩實踐者的活動，顯示行為者的規矩。而竹添氏之「在心為德，施之為行」的注解，即是詮釋「禮」的表現乃由生命內在到外在生命的過程，乃「昭德之事」，此即呼應臧哀伯隱喻魯桓公公開收賄（賂器置太廟）不僅未能正面顯現德行，更是表明賄賂可行，此所以《左傳》評論此事為「非禮」。因為，「昭明物則，禮也」（《國語?周語》）。「禮」做為實踐活動，無論涉及服制或器物，皆是外顯為行事原則，亦是呈現實踐者對行為的意念。換言之，國君之「德」之所以與「禮」聯繫，乃因後者傳達主政者的價值觀念，藉此取得人民的認同，即「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禮義辭讓忠信是也」〈彊國〉。〈〉即是無禮之君的寫照。 （二）〈桓公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子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此事之記載與敘述，與東周春秋初期晉國分裂出曲沃桓叔（成師）有關。紛爭輾轉數十年，至魯莊公十六年曲沃武公攻滅晉緡侯，周僖王敕封武公為晉君而結束。晉國內部的分合固有政治與地理因素，然而《左傳》的記載卻認為此事與晉穆侯的命名觀念有關，他違反了「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的原則，故「易則生亂」，導致日後大宗與小宗的長年爭鬥。易言之，表象上是取名不當的問題，實則是「名」與「義以出禮」之「禮義」觀念的聯繫，反映出政治良窳的內涵問題。張亨先生認為「義以出禮」的意思是《荀子》三節文獻之本： 〈〉：〈〉：〈〉：。再者，「，名實之辨亦可產生政治效果，呼應由「名」至「義」，由「義」至「禮」之「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