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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车用油品管制问题的研究 　　摘 要： 管制俘虏理论作为一个规范的理论分析工具被国际学界广泛地应用于政府能源监管、环境保护研究中，并随着实践的检验与锤炼而日臻完善。我国大气污染问题、雾霾事件常态化实与政府车用油品管制问题休戚相关。基于管制俘虏理论视角，我国车用油品管制低效的主要原因是管制机构拥有过大的行政自主权；产业利益集团积极的游说活动；政企管制合作产生的利益勾连；官员个体易被管制俘虏；“旋转门”创造更多俘虏条件等。纠正与防范管制俘虏应重塑整合政府油品管制力量；继续深化石油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培育发展社会监督力量。 　　关键词： 管制俘虏； 雾霾污染； 油品管制； 环境管制 　　中图分类号： C931.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8.01.008 　　一、管制俘虏理论及其在能源环境领域的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前，管制公共利益理论（Public Interest Theory）一直处于政府管制理论领域的正统地位，它以政府决策者本质上是拥有“公共性”个体的传统理念为前提，相信政治行动者都在寻求社会整体福利的进一步提升，“既是一种关于什么激励着政策制定者的正面理论，又是关于什么应当激励他们的规范性理论”[1]168。然而，层出不穷的现实反例让这一理论饱受质疑，并因对政府行为和动机的过于天真而遭到广泛批评。于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于1971年创立了管制经济理论，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证明政府管制政策是各路利益集团经过实力角逐、施压影响后与监管者达成的利益均衡产物。 　　管制俘虏理论（Regulatory Capture Theory，也被译作“规制俘获理论”）正是该理论体系中的典型代表，它基于“政府管制反映着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管制立法行为和执法行为均是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服务”[1]169之理念， 假定负责保护公共利益的管制机构实际上早与被管制产业为伍，政府管制措施提高了被管制者的利润而非社会福利。一位管制公共利益理论的早期批评者Posner（1974）曾将管制俘虏定义为“一种表明经济监管根本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利益集团借以寻求促进自身私利的过程的理论”[2]，同样，斯蒂格勒在其具有开创性意义、阐释被管制行业利用势力影响管制机构的著名文章《经济管制理论》中犀利指出：“管制者被受管制产业俘获，管制的设计运行主要是为了受管制产业的利益。”[3] 　　在学界与实务界的长期努力与通力合作下，管制俘虏理论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历经传统管制俘虏理论、新管制俘虏理论两大发展阶段，依靠硬数据、经济计量模型、案例研究和主观测量等有力的实证分析工具，以及多学科参与的丰富视角，理论日久弥新，产生了世界级的影响力。[4] 　　在能源管制领域，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巨头往往把控着国民经济命脉，项目资金动辄上亿，旗下员工众多，企业宛若“独立王国”般存在。大财团动用金钱、人脉、信息各种资源以“捕获”管制机构，抑或管制者主动接受被俘虏、谋求寻租利益，致使严重环境污染事故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管制俘虏理论作为一个规范的理论工具，被国际学界广泛地应用于政府能源监管、环境保护研究中，并随着实践的检验与锤炼而日臻完善。 　　Zinn（2002）经研究发现，美国国会从20世纪70年代起逐渐加强了对于环境管制机构的严格控制，意图减少行政裁量权和扩大公众参与，一系列创新手段也在环境法规的修订与授权中持续推行，同时结合政治环境多元化来阻止环境管制机构被俘虏。尽管如此，俘获风险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执行环境标准以及国家管制机构实行联邦计划时，而合作执法则加剧了风险，因为这一模式把管制者和被管制者置于密切而频繁的合作中，提供了许多共谋的便利条件。所以，法律规定的反俘虏措施便显现出了独特的重要性，其中重要的一个手段是公民诉讼权，美国所有主要的污染管控成文法中均包含了公民诉讼条款，独立于管制机构的公民有权起诉涉嫌违反环境法律法规任何机构或个人，天价赔偿款更是有力激励了公民努力践行环保法律。[5] 　　Adam和Ii（2012）详细描述了英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是如何逐步渗透、进而俘获负责监管外部大陆架海上钻井平台的美国矿产管理局（Minerals Management Service， MMS），据此证明政府监管机构应该为2010年发生在美国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石油钻井平台爆炸与原油大规模泄漏事件承担更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建议监管者应当接受被俘虏现实，积极实施监管改革，将“成本―收益”分析法纳入监管政策评估中，以防止将来类似灾害的重演。[6] 　　Portman（2014）特别探讨了一种新近出现的管制俘虏形式，专门发生于管制机构针对海洋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