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暹时期东南亚北马地区华人家族历史与权力关系.doc

英暹时期东南亚北马地区华人家族历史与权力关系, 1857-1916： 以槟城庄氏家族为个案的研究 中国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吴小安 2003年8月上旬，笔者为正在撰写的庄氏家族商业史一书在马来西亚槟城进行调查研究，恰遇老友张少宽先生《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举行推介礼。少宽先生热情邀请出席，并请笔者发言。象少宽先生的第一本书一样，推介礼由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博士主持。典礼在晋江会馆举行，出席的多是华社和会馆的领袖以及亲朋好友。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博士的出席固然令笔者替少宽先生感到慰籍；但是，作为对这个地区历史文化和社会深切关注的学者和外国人，另一种强烈对比的感受同样令笔者感慨良多。那便是这似乎仅仅是华社的事，业余的爱好，甚至仅仅是少宽先生个人的事。我想，这不会是个别和孤立的个案。槟州的陈剑虹先生、郑永美先生、吉打州钟锡金先生、以及其他州业余地方历史学家，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如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 马来西亚华人史应该是马来西亚国家历史的一个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如马来人与印度人的历史应该是国家整体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东南亚各国独立建国近半个世纪后的新形势下的今天，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日益临近和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新经济与安全形势下，如果这依然成为一个问题，就令人奇怪了。遗憾的是，华人研究，尤其是华人史的研究，特别是以华文为媒体的华人史的研究，实际上却依然是华人社区的边缘行为，而非国家教育科研文化的主流。[1] 固然，地方业余历史学作了大量的、很有价值的、令人钦佩的工作；但是，无论是资金支持、或是学术交流，他们的研究很多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由于语言和其他的原因，他们的工作与所谓的教育与科研的主流机构与学者，并没有很好地结合；也无法系统地从事档案与文献的关联。这与国际学术界对东南亚华人与族群课题的关心和研究，形成较大的反差。 针对东南亚研究中欧洲中心论与民族主义历史两个极端视角，上世纪60年代斯迈尔(John Smail)呼吁东南亚“自治的历史” (autonomous history)[2]；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相对于中心与霸权的民族“国家的历史” (national history)，旅美泰国学者颂差(Thongchai Winichakul)则呼吁撰写东南亚“缝隙间的历史” (history at the interstices)[3]。 两个富有代表性的范式与视角，皆强调在正常与自信、而非政治意识工具性霸权与反霸权的心态下，客观、公正、全面地承认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历史” 中长期边缘化、被忽视、被抹煞的地区和族群独特的历史。正视这部分处于边缘、缝隙间的地区和族群的历史，并非是为了否定和挑战民族“国家的历史”的正统性和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相反，这只会丰富、完善和发展民族“国家的历史” 的多样性，并使民族国家更加合法化。 与华人为主导的海峡殖民地和以华人经济为重要支撑的马来联邦不同的是,在英国殖民时期,北马地区的马来属邦吉打州为马来人占多数和政治上占主导的州属。但是，如同柔佛州与新加坡的关系一样，由于与槟城社会经济政治的密切联系，吉打经济与政治发展深受槟城和槟城华人资本的影响。但往日的社会经济互动模式，经战后政治经济急剧和长期的变动调整，早已物是人非、今非昔比。本来不是很遥远的、非常重要的一段现代历史，却为世人知之甚少、默默无闻。笔者所指的是，华人在一个传统的马来州属现代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作用和族群间的重要互动关系这一历史与事实，不应该被遗忘、被孤立、或边缘化。鉴此，本文拟以庄氏家族为个案，探讨北马地区槟城与吉打华人家族历史与权力关系，请教方家。资料除官方档案和报纸外，大部分来源于田野调查搜集的族谱、碑铭、实物和口述历史。本文包括三部分：一、中国侨乡：庄氏家族背景；二、泰南与北马：移民流动和家族发展；三、家族商业网络与权力关系。 一、 中国侨乡：庄氏家族背景 1. 关于庄清建几份记载 庄氏家族第一代创业者为庄清建，福建同安县人氏，生于1857年，卒于1916年。有关清建本人可查的明确文字记载很少，较完整但却是孤立、光秃的残迹主要有如下几种： 记载一，林博爱主编的《南洋名人传》庄清建条目。云： 庄君清建，字思齐，闽同安霞[下]祥露社人。十九岁弃书，南来暹属之通扣坡为商佣。以俭积资，移居吉礁坡。自创万发蛮珍海错肆，并万恒美谷业。以诚信闻于吉打政府。吉酋长任为司库，出入井井有条，圭撮不差，益信任之。于是信用昭著。所营商业，获利渐丰。乃分商号于槟城。初仅万成一号，专营欧洲手工物及铁器等，俗称刀仔店。嗣以其子来福来兴年均长，能继父志，遂增设米较曰万福美，椰油较曰万兴美。曰福曰兴，凡以明二子福与兴能管业业。二较资本百万，用工人至数百，时人称为最大企业。性勤而俭，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