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扩散-公开课件（精选）.ppt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也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文化变革。在五胡内迁和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鲜卑族逐渐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原始公社状态向奴隶制转变。尽管北魏统治者非常注意与汉族大地主的合作，但“落后的奴隶占有与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矛盾，民族压迫政策与民族融合趋势的矛盾”，使北魏前期面临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这迫使北魏统治者必须进行改革。485年，冯太后颁布均田制；486年，又废除宗主都护制，实行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484年，北魏正式颁行官吏俸禄制度：494年，尽管旧贵族极力反对，孝文帝仍成功地迁都洛阳；495年，孝文帝下诏禁止胡服；同年，又下诏“断诸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汉语）”；496年，孝文帝下诏改鲜卑姓，同时定族姓，重新确认汉族地主的门阀制。此外，孝文帝还尊孔崇儒，改官制、修律法，最终成功地实现了民族融合和胡族的汉化。 所谓文化调适是指由于文化间的接触所发现的不协调和矛盾的相互调整和适应，从而使双方文化中的各自有价值的因素在新的环境中开始有机地、和谐地结合而发挥作用的过程。 文化调适的核心在于文化主体的自觉作用。文化主体必须自觉地客观地认识到多种文化的文化特质（culture traits）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自觉地对各种有价值的特质加以有机组合，以适应新的发展。正是因为有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文化调适不仅将消除区域文化系统中不和谐的音符，还能更好地促使其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闽语的形成较晚。在西汉后期福建才有行政组织出现。在东汉末，三国、晋初的江南、浙北的移民从陆路和海路分别进入福建西北与沿海地区。因此，最初时的福建方言来自当时吴语。另外，移民路线不同，使福建沿海与西北在语言上的差异至今仍然存在。 赣语与客家语形成最晚。在东晋与南北朝时，来自北方的移民进入赣北、赣中，由他们带来的北方方言形成赣语和客家语的基础。 这些方言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北方方言，而北方方言自身也在演化，并融化北方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南方方言虽然主体来自北方方言，但是也吸收当地土著语言。 语言的扩散与移民关系很大。 我国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移民。第一次出现于西晋末延续至南北朝， 第二次是唐朝中叶的安史之乱引起的。这两次移民活动使我国北方人口大量南移。移民主要集中在长江沿岸与江西，结果北方方言在荆南地区取代原有方言，使湘语范围缩小，影响减弱；同时，在吴语与湘语接触地带的江西形成新的方言——赣语和客家语。到这时，汉语各方言在全国范围内的宏观格局已基本形成。 在两宋时代，第三次移民使客家话最后形成，并且分散到粤北、闽西南。宋元时，闽南语扩散到潮汕地区，甚至进入雷州半岛与海南岛。明清时，西南官话随流民和屯垦活动进入四川，贵州和云南。可见，从两宋以来，通过移民只是对原方言的地理分布稍作调整，而无大变动。 总地看来，北方方言范围最大，其内部由于历来变动多，来往交流频繁，内部差异比较小。南方各方言中，湘语内的西南官话与吴语内的下江官话由于和北方官话地域相联，来往交流多，因此保持同步发展，彼此差异不大；而粤语和闽语，由于与北方方言地域相距较远，来往困难，故差异较大；粤语与闽语相比，闽语的形成比较晚，其封闭性也较大。粤语由于交通关系，与北方汉语一直联系较多。因此，粤语在形态上却不如闽语古老。 从英语和汉语都可以看到语言的扩散与人口的迁移及变动关系极大，尤其是与征服者的活动相联系。但是，在历史上，也有由于征服者人口数量少、文化低，结果反而皈依了当地被征服者的语言。 我国南北朝时，北魏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于公元495年下令禁止鲜卑服装，要求鲜卑人改穿汉服；禁止鲜卑话，改说河南洛阳话。清朝入关后，满人与汉人多杂居，满人语言逐渐衰落，现在除黑龙江省爱辉县和富裕县还有少数人能讲满语外，其他地方已完全消失。 北魏孝文帝禁止鲜卑服装，改穿汉服 在芬兰，由于在历史上瑞典人政治、军事势力比较大，芬兰属于瑞典王国，瑞典士兵与移民多居住于芬兰沿海。芬兰脱离瑞典以后，芬兰语逐渐扩展回来，而瑞典语则慢慢撤退，现在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少数地区留下的瑞典语呈岛状分布。 瑞典语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分布 在我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壮语与汉语的分布现象充分说明汉语的等级扩散作用。在较大城市中通用汉语，较小县城通用汉语与壮语，但在农村里通用的是壮语。对壮族人来说，在大小城市居住时间的长短与从事职业状况也决定其熟悉与使用汉语与壮语程度。一般说来，居住在城市中，城市越大，居住时间越长，担任公职的级别越高，所受教育越多，则使用汉语机会越多，熟悉程度也越高，甚至汉语变成其主要语言。在农村干部中，则多是双语并用，在城市办公多用汉语；下农村工作则多用壮语。 在词汇上，其等级传播现象亦十分明显。例如，美国的一些俚语，例如stoned（醉鬼）、far out（先锋派人物）、h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