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读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doc

第 PAGE 页 2 读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 　　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把一批现代派诗人打出了象牙塔。他们再也没有闲情“站在桥上看风景”,“装饰了别人的梦”。现代派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这样,是一批精神贵族关起门来的自我欣赏。因此,当戴望舒写下他那首感人至深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时,人们发现了与其早期作品的纤细、精致、忧伤、神秘截然不同的宽广、博大、深沉、明朗。许多评论家认为他走向了现实主义。也有一些外国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兼诗人,如袁可嘉,看出了其中骨子里的现代派手法,但似乎同意这种观点的是少数。我认为,一个人也许在不同的时候说出不同的话,而这些话背后的言说方式却未必改变。《我用残损的手掌》之所以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原因也正在于此。 这首诗首先运用了一种超现实的手法:“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是全诗的灵魂。戴望舒说过:“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残损的手掌本来是很小的,但它能摸索广大的土地,一会儿“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一会儿又让“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这一大一小的强烈反差构成了独特的语境,在这种语境的作用下,“手掌”的内涵与外延之间产生一种张力。“手掌”已不单是个人的手掌,同时还是整个民族的受伤的、“残损的”手掌；它受了伤,但依然是博大的,和广大的土地一样博大。它超越个体的有形的手掌而化为民族的“无形的”手掌：“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无形的手掌“粘了”同样无形的“阴暗”。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也要创造超现实,但它们主要依靠虚幻夸张的形象。而现代派作品中这种超现实效果主要是通过语言获得的,强调通过悖论、反讽等反常搭配的运用,使语义在某种独特语境的作用下拓展或变形,从而达到一种“不合理中之合理”的效果。 作品对主观的感情,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隐匿,将它们寄于一个生活化的形象与相应动作上,即“残损的手掌”和以手掌“摸索”。内心的创痛化为残损的手掌；对祖国的挚爱与对河山沦落的痛惜化为深情的摸索,犹如母亲抚摸着孩子,又像孩子爱抚着母亲。正是通过这既超越现实又非常生活化的形象和动作,作者与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审美距离。当“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时,当“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时,当“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时,都仿佛是一个灵魂从更高的地方观照,审视着这种苦难、依恋和信念。这样,诗中就出现了两个自我：一个自我是广大的土地上生活的一员,残酷的战争与生活给他一双残损的手掌,他是生活的体验者；另一个自我是我们民族受伤的灵魂,具有普遍性、永恒性,他超越时空,用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历史的一页,既看到苦难,也指出希望和力量。仔细体会后一个自我,似乎还能隐隐感到一丝与作者早期作品相通的神秘主义气息。 中国现代抒情诗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抒情方式：浪漫主义(主情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派。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是直抒胸臆,以饱含感情的语句直接撞击读者的心胸,如和《我用残损的手掌》几乎诞生于同一时期,同样传诵一时的高兰的那首《哭亡女苏菲》：“你哪里去了呢?我的苏菲!/去年今日/你还在台上唱“打走日本出口气”!/今年今日啊!/你的坟头已是绿草凄迷!……”短短的五行诗里就用了四个感叹号和一个问号。艾青及其受他影响的七月派诗歌则更多采纳了象征主义的抒情方式,赋予某个意象,某种光、色以普遍性内涵。如艾青的“灰黄”的色调,“土地”、“太阳”,以及阿垅的“纤夫”等。要领会其中的意蕴、感情,主要靠读者的联想。而现代派的抒情方式,尽管与象征主义有类似之处,也包含了象征的成分,却更为含蓄,强调通过某种日常经验的再现,唤起读者相应的记忆表象,使读者通过对自己的类似经验的追忆和体验,体会到这种经验背后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是作者的,也是读者的,它并非作者施加于读者,而是作者以某种日常经验为媒介,从读者心中唤起的。这种感情一旦从读者心中唤起,它就是发自内心的,内在的,深沉的,持久的。 我们不妨将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的中心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和“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做一比较。前者就是一种象征主义的抒情方式,以大自然的现象象征中国社会的现状,以自然界的寒冷象征心理的寒冷,读者通过联想,眼前会呈现出日寇铁蹄下的中国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而后者呢,在当时的中国,有多少人在抗敌的战场上,在逃难的道路上,在敌人的监狱里(如作者本人),在被焚毁的村舍旁,用自己那“沾了血和灰”的残损的手掌抚摸着自己的亲人、战友、土地和土地上的残垣断壁。这两句诗正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经验的再现,是最具体最细节化的,又是最普遍最抽象的。这两句诗的语气十分平静,而在这平静的语气中,却蕴涵了中国人在这样的日常经验背后所饱含的极为丰富、复杂、深厚的感情。中国现代派诗歌追求“华美而有法度”,力图将西方的新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相结合,在强调“亲切与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