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说书和通俗小说相容关系.docx

民俗说书和通俗小说相容关系 古代通俗小说文体兼容现象甚为普遍，它既包括通俗小说对诗词文赋、戏曲曲艺等文体的吸纳、整合， 同时又包括不同题材类型的通俗小说文体的交叉、融混。这种文体兼容现象，因为直接关系到通俗小说文体的生成、发展和演化，所以治小说史者便不能不对之进行必要的关注与考察。对此，笔者曾从小说文体自身的演变以及时代文化思潮、创作风气、审美趣味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入手，尝试寻求合理的解释 ①。后来，笔者开始研究民间说书与通俗小说的双向互动现象，越来越觉得通俗小说的文体兼容与民间说书大有关系，因为通俗小说不仅源自民间说书，而且有相当一部分通俗小说作品本身就是在民间说书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而形成的。说书之于通俗小说“文兼众体”特点之形成，以及不同类型小说文体的交叉、融混等，均曾起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说书”善于吸纳、整合其他艺术的长处，以增强其艺术魅力，这使脱胎于“说书”的通俗小说自然呈现出“文兼众体”的艺术特点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主要起源于宋元说话。“说话”是彼时瓦舍众伎之一种，它之所以能在瓦舍众伎中独领风骚，这与它善于吸纳其他表演伎艺的长处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可以通过现存的一些宋元话本，略作探讨。 1薄八祷啊泵棵可①舷嗉洌有时还融合了弹唱因素。 “说话”当然需要口才，但是艺人为了使所说之“话”引人入胜，并能产生声调铿锵，节奏多变的艺术效果 ，还经常穿插、念诵大量的诗词歌赋或骈词骊语，所谓“曰得词，念得诗”，“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①。这样，就使那些根据“说话”成果整理而成的话本小说，兼具了诗词文体的长处，既可以提升“说话”的文化品位，同时又具有多方面的艺术功能：或概括正话的主要旨意 ，评论人物、事件；或描摹环境、景物，渲染场景氛围；或调节叙述速度，使情节张弛有致，等等。 有时，说话人为了更为有效地增强听众的兴趣，还在叙事时伴以弹唱。“小说”在初期就是有说有唱的。耐得翁《都城纪胜》即说“小说谓之银字儿”①。银字在唐代是一种乐器，这种乐器以“银字制笙，以银作字，饰其音节”。徐养原《管色考》说：“一云镂字于管，钿之以银，谓之银字管。”宋代则有银字笙和银字`篥。小说之所以叫“银字儿”，这是因为艺人一面讲说，一面还以银字笙和银字`篥伴奏、演唱话本中的歌词。象《刎颈鸳鸯会》这样的话本就是说中带唱的；该话本中“奉劳歌伴，再和前声”的例证，说明其在讲唱时是有音乐伴唱的。《快嘴李翠莲》则串连了李翠莲的一系列唱词，绝大部分押仄声韵，节奏轻快灵动，犹如现代的快板书。不难想象，这种有说有唱的表演，在当时肯定是别有一番艺术情调的。至于“讲史”（当时亦称“演史”），有时也是说唱兼施的。元人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六中所收的《鹧鸪引?赠驭说高秀英词》①即说：“短短罗衫淡淡妆，拂开红袖便当场。掩翻歌扇珠成串，吹落谈扉玉有香。由汉魏，到隋唐，谁教若辈管兴亡。百年总是逢场戏，拍板门矫未易当。”“词话”自然亦不例外。《元史》卷一百五《刑法志》卷五十三“刑法”（四）、《通制条格》卷二十七《杂令》等，皆有“ 演唱词话”、“搬唱词话”的说法；关汉卿《救风尘》第三折［滚绣球］也说：“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 ……”凡此，皆说明词话是伴之以弹唱的。当然，词话仍以散说为主，它的格范是仍属于“说话”门庭之内的。但是，弹唱成分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小说”、“词话”的文体表现功能。 2薄八祷啊奔婢吡讼非表演的一些长处。 在瓦舍众伎中，戏曲表演无疑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因为它兼取多种伎艺之长，融歌舞、表演、说唱为一体，能产生多方面的艺术效果。受其冲击，“说话”艺术也颇为自觉地汲取了戏曲表演的一些长处。元胡祉？《紫山大全集》卷八《黄氏诗卷序》，就曾谈到女艺人说唱应当具备的九个条件：“ 一、资质浓粹，光彩动人。 二、举止闲雅，无尘俗态。 三、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状。四、语言辩利，字真句明。 五、歌喉清和圆转，累累然如贯珠。 六、分付顾盼，使人解悟。七、一唱一语，轻重疾徐中节合度，虽记诵娴熟，非如老僧之诵经。 八、发明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快，言行功业，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唯恐不得闻。 九、温故知新，关键词藻，时出新奇，使人不能测度为之限量。”胡氏不仅谈及艺人的口头说唱伎艺， 而且提到艺人的素质、风姿与表演技巧，强调艺人在演说时要“语言辩利，字真句明”，“分付顾盼，使人解悟”，也即借助于不同的声音口吻和眉眼间的传神表情，来准确地虚拟故事中不同角色的音容笑貌； 同时，还要深入角色，“发明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快，言行功业”，使不同的角色在其“说法”中“现身”。这样做，无疑能有效地加强说话的“戏味儿”。另外，“说话”还时常采用独白、对白和简略的外部动作等“ 戏剧化”的演述方式，来敷演故事，塑造角色。例如《闹樊楼多情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