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教育兴盛与学术繁荣.doc

西汉的教育兴盛与学术繁荣 　　汉王朝的开创者刘邦曾是一位“以儒冠为溺器”的“长者”。起初，他并不懂得可以文武并用，“霸王道杂之”治天下的道理。《汉书·陆贾传》记载了他与儒生陆贾的一段对话，说明了他向文治转变的思想过程：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 　　陆贾以他的《新语》，使刘邦开始尊重文化。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他任命儒生、原秦博士叔孙通为太子太傅；高祖十二年（前195年）“以大牢祠孔子”，开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祭孔的先河。 　　迨入惠帝四年（前l91年），诏令废除秦代遗留下来的已有33年历史的《挟书律》，取消对私家藏书的禁令，使原来被文化人千方百计秘藏起来的诸子百家书籍得以重见天日，包括儒学研究在内的各家学说研究开始不受限制，逐渐走向兴旺。《隋书·经籍志》追记说：“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 　　高后八年（前180年），代王刘恒立为皇帝，是为文帝。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崩，景帝立。从公元前l80年至公元前141年景帝崩，刚好40年。史称文帝“恭俭”，景帝“遵业”，“与民休息”，终成“文景之治”，“美矣”[1]！这期间，文、景两代皇帝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之上，亦能注意抓文化教育。如文帝立经学士包括《书》博士、《诗》博士；景帝时又任董仲舒、胡毋生为《春秋》博士。 　　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太子刘彻即皇帝位，是为武帝。武帝在位55年，具雄才大略，行文治武功，在将汉王朝建设成一个空前强大的封建大帝国的同时，也将有汉一朝的文化教育事业推向全面发展与繁荣的高峰。 　　一、长安太学与文翁石室的意义 　　汉武帝在文化教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接受董仲舒建议，在首都长安建立太学——翦伯赞称其为“大汉帝国的皇家大学”。太学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可视为五系），立五经博士为教官，招收博士弟子。这些弟子年龄一般在18岁以上，每人专攻一经，毕业后成绩优秀者可以补为郎中、文学等官。这就是说，太学的培养目标是为国家输送合格的管理人才。 　　《汉书·儒林传·赞》曰：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史记·儒林列传》亦记汉武帝时的太学情况： 　　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毋庸说，汉武帝时期的长安太学俨然已成为当时中国文官的一处摇篮，是汉武帝、董仲舒建立“早熟型的‘士-官僚’的文官政教体系”[2]的证据。从《史记》《汉书》关于太学的记载来看，它培养目标明确，学习、考试、奖惩与分配制度井然，并重视对毕业生的去向、成长的追踪调查与关注。汉武帝经太学教育选用官吏的方式与“察举征辟”及考课（上计）、《刺史六条》等制度，实际已构成包括各种渠道、各种方式选拔、任用、考核、监察官员的比较完备和科学的文官制度。李泽厚先生说，它在汉武帝时代得以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了解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重大关键之一”[3]。李泽厚还特别指出这种诞生在两千多年前早期封建社会的中国式文官政教体系的意义： 　　它不同于西方近代，也不同于西方中世纪。它使上下之间即民（农）、士（文官）、皇帝之间有确定的统治规范和信息通道，并把春秋以来由于氏族余制的彻底崩溃、解除公社约束而“横议”“乱法”的个体游士，又重新纳入组织中，从制度上重新落实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这就从多方面大有利于维护统一帝国的稳定（包括后代帝王公开说的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4] 　　以后两千多年，汉武帝、董仲舒的太学（隋唐以后称国子监）体制被继承下来，直至清末。 　　值得一提的是，汉武帝时代作为文官政教体系一翼的官学教育不仅在中央有太学，在地方也有官办学校。中央太学与地方官学相辅相成，从而构成西汉完备的官学体系。而创立第一所地方官学的人，就是景帝末年派往蜀郡任郡守而大兴水利的文翁。他先修水利、发展农业，而后大办学校，按一些学者的观点，乃“先富后教”——这似乎也是西汉时期从地方到中央的一般做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统一霸业，遂在全国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路线，焚烧六国典籍。在这一场文化浩劫中，原本自成一统的巴蜀文书档案以及文化教育系统遭到沉重打击，入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