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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法律服务群体与社会公众互动网络分析 摘 要 公益法律服务群体通过公共法律服务的公共领域，拓展了公众参与的空间。在相对于国家领域、市场领域、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中，公益法律服务群体的公共特性使其与媒体、公众形成了信赖服务的亲密关系，又因其专业性的突显与社会公众形成角色身份冲突关系，进而构建起平等互惠的合作模式。 关键词 公益法律服务 社会网络 公共空间 作者简介：周晓霞，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法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XX）10-192-04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社会较为显著地出现了诸如行业垄断、社会歧视、公共危害、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农民工利益保护等系列问题。随着社会的转型变迁与律师制度的健全，主动寻求律师帮助的弱势群体越来越多，公共法律资源共享度越来越大，律师专业性、公共性的合一程度越来越高。追求法律公共价值的律师，在相同理念的凝合下，组成民间公益法律组织，扮演起为弱势群体理性代言的公共角色。当社会底层群体的正当诉求得不到有效满足而拟采取另类方式维权时，他们将这部分人重新拉回到公共法律的理性辩论空间，帮助他们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寻求问题的解决渠道。公益诉讼律师逐渐成为政府、市场、社会与个人联系的中介，在定纷止争、消弭矛盾、促进法治进步的同时，将单个公民的法律意识、公共意识动员起来，在政府功能薄弱的公共领域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 一、公益法律服务群体与社会公众的亲密关系：专业与公共角色合一 公益法律服务群体作为律师职业群体成员，首先以专业性获得职业合法地位，他们须用专业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服务，以精湛的法律技术作为职业存续的合法基础。然而，从公益法律服务群体产生伊始，他们就把正义共享的公共性，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法律制度的进步作为最高的职业宗旨与目标。法律职业主义争论的专业性与公共性冲突，在公益法律服务群体身上达到了最高统一。专业角色与公共角色在职业价值取向上的统一，使得公益法律服务群体与社会公众的互动看上去很是亲密。公益法律服务群体与社会公众的互动频率，远比与大牌同业律师的互动频率高，与媒体和公众的关系亲密度，也比与职业群体的其他成员要好。 （一）媒体与公益法律服务群体的互动网络 媒体通过对公益法律服务群体的报道，通过开展好律师评选活动，通过给公益法律服务群体推荐案件，通过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群体与媒体报道的培训等活动，建构起与公益法律服务群体紧密互动的关系网。 第一，媒体选择报道对象的标准是公益效应与社会效应，与公益法律服务群体的服务准则对应。媒体在与公益法律服务群体互动伊始，就建立了亲密的伙伴关系。一位长期关注公益事件/案件的资深媒体记者谈到，公益法律服务群体的出发点是为了公益，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这一点跟媒体的价值取向具有同质性，因为任何一家媒体都是面向大众的，都是关心公众利益的。某些弱势群体案件，法律规定虽然明确，但是对方当事人过于强势，不依法办事，会导致案件进展困难。媒体通过个案追踪，将案件带入公共领域，可以推动案件进展。 第二，媒体召开的案件新闻发布会，使社会公众成为公共意识、法律理念的接收器。当公益法律组织发现多个案件重复出现类似问题时，也会通过媒体将讯息传达给民众和决策者。 第三，媒体记者除了报道公益法律服务群体，还会帮助当事人联系公益法律服务群体。新浪、网易等新媒体以及传统纸媒的法治专栏，都留有举报邮箱与电话，经常有“沉冤暗雪”的当事人找媒体张声势讨公道，媒体记者出于同理心或仅有的法律知识，根据求助群体把案件转给公益法律组织。 第四，虽然媒体给了公益法律服务群体很多溢美之词，与公益法律服务群体的互动关系也很紧密，但互动网络中也有无法填补的结构洞。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政府监管下的媒体，对公益法律服务群体只是“隔山望水”。民间公益法律组织大多是NGO性质，独立于政府、市场同类职业团体，在公共领域活动的自治性相对较高。而我国媒体并不是纯商业运作，都有其主管单位，在选题与报道方面都要接受主管机关的监督与管理。公益案件的报道以及对公益法律服务群体的采访，必须先行经过报批程序。 另一方面，媒体侧重报道公益法律服务群体的公共性，有时公共性与法律专业性不统一。公众经常从媒体中听到一些陌生的公益法律服务群体名字，只是因为媒体认为这些律师的法律行为达到了公益法律服务的社会实效，因而从这些律师进入大众视域起就被当作律师报道了。媒体对报道对象是不是持有执业资格证，并不特别关注。如果公众从其他渠道了解到被报道的公益法律服务群体没有执业资格证，公众很容易猜测这些律师在以公益作噱头或者沽名钓誉。 （二）公众与公益法律服务群体的互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