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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百年文学史里的女性命运 余雅琴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姐妹镜像》《持微火者》《众声独语》《远行人必有故事》及《来自陌生人的美意》等。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华文最佳散文奖、图书势力榜十大好书奖等。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茅盾文学奖评委。 2020年，《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再版，更名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 20XX年起，学者张莉展开了一项关于作家性别观念的调查。她的采访对象都是当代文坛的中坚力量，包括梁鸿、冯唐、双雪涛、蒋方舟等人，年龄层主要集中在30到50岁，最终收到127位作家的回应。在此之外，她还对十位文坛前辈（铁凝、施叔青、林白、迟子建;贾平凹、韩少功、阿来、阎连科、苏童、毕飞宇）进行了同题采访，试图对比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性别观念差异。 问卷只有五问，设计并不复杂，却足够表现出作家对性别问题的思考，甚至引发他们的自我拷问。问题包括：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男作家：在书写女性形象时，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的吗？你在创作中会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吗？）;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男作家：最早的性别观启蒙是在中学期间吗？你如何理解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喜欢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伍尔夫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这些问题的设定，带着张莉从事文学研究多年之后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思考，也带着她对整体女性命运的共情。她想知道在“五四运动”一百年后的当下，女性写作是怎样的，以及作家的性别观念和当年比有何变化。张莉的博士论文關注的是现代文学中最早的女性作家群体，于20XX年出版成书，第一版叫《浮出历史地表之前》。 在这个复杂变动的性别时代里，一方面“她”经济让消费市场充盈着女性的气息;一方面深入骨髓的“厌女症”依然宰制着多数女性的命运。2020年的今天，拉姆、方洋洋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消逝。 令张莉诧异的是，即使每年都有无数事件在涤荡社会思潮，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中，我们却鲜少看见反映性骚扰、家庭暴力等问题的作品，而女作家又普遍不愿意被认为只会写“女人的问题”。 2020年，张莉的这本书再版，书名也改为更直接的《中国女性写作的发生（1895-1925）》。10年过去了，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当年文学史意义上的研究，因为当下剧烈变动的性别观念，被赋予了别样的当代性。这项调查让张莉回到了自己研究的原点，似乎具有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百年间，女性的命运如何相连接 在张莉成长的年代，女孩子普遍不会去思考自己的一些遭遇是基于性别原因。大学毕业后，张莉结婚生子，生活过得安稳，后来又有一个重返高校学习的机会，她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 最初，因为迷恋张爱玲的小说，她想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张学”上。但导师建议她，张爱玲的研究已经足够丰富，作为北方人，张莉可能更能理解萧红。恰巧，张莉读到了学者刘禾的文章《重返生死场 》，其中使用非常激烈的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待萧红的作品。刘禾指出萧红的写作让女性的“身体”成为一个意义产生的场所，与民族国家的空间之间有了激烈的交叉和冲突。 /生死场 研究生期间，《浮出历史地表》的作者之一孟悦在课堂上为张莉授课，而这本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也打开了她的视野。这本书在绪论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并正在如何生存……” 随着阅读和思考的深入，张莉开始思考：这些女性是如何成为作家的，在成为作家之前，她们在做什么。后来，她的硕士论文就讨论了早期的女学生和现代爱情之间的关系，试图分析现代爱情这个话语是如何进入现代中国的。这些思考和写作成为张莉继续深入研究女性主义文学的契机。 张莉发现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女性写作者都是学生，加上当时自己的身份也是学生，因此对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女学生、出现爱情话语，女学生如何和新女性挂钩等问题产生了好奇。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张莉跑遍了北京的图书馆，甚至将当年出版的《新青年》《妇女时报》《妇女杂志》等悉数找出翻阅和记录。 她曾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回忆过这段经历：我翻《少年中国》，看到当年人们畅想“心目中的理想女子”，有位女士说，未来男女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没有阶级的;女子是自由的、不受束缚的;男女之间应该相互扶助、女子不应当依赖男子;女子不应该遵守男子不遵守的法律、男女之间交际应该公开……那是1919年，一百年过去，那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