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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与庆应义塾大学 宋晓煜 日本最大面额的纸币—1万日元上印着一位近代思想家、教育家的肖像，他就是福泽谕吉（1835—1901年）。1858年，23岁的福泽谕吉在江户（现在的东京）开设了一家兰学塾，教授经由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方学问。此后，兰学塾改为英学塾，又经历了校址迁移等变迁，时逢庆应四年（1868年），福泽谕吉遂把校名定为“庆应义塾”。 1890年，庆应义塾正式成立大学部。如今，这所大学已存在上百年光阴。漫步校园，常能看到与福泽谕吉有关的痕迹。三田校区东门上刻着一行拉丁文，那是福泽谕吉《劝学篇》开篇第一句的译文—“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正门附近是大学的地标性建筑，也是日本史上第一座专门用于发表演说的会馆—三田演说馆。“演说”一词是speech的译语，由福泽谕吉创造。1875年，福泽谕吉出资修建该馆，其后几经移建、修复，沿用至今。校园东面为福泽公园，里面立着“福泽谕吉终焉之地纪念碑”，用以纪念福泽谕吉的生平。 今天的庆应义塾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并称“私立双雄”，是日本顶尖的私立大学。要知道，在国立大学、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林立的日本，一所私立大学若想长期保持领先地位，既需要高水平的师资与生源，也需要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庆应义塾大学能成为顶尖的私立大学，福泽谕吉在其草创期的一系列举措可谓居功至伟。 学费征收 1874年，福泽谕吉在《明六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震动学界的文章—《学者职分论》。他在文中指出，日本那些掌握西方学问的学者们往往只知如何为官、如何依靠政府来实现宿昔青云之志，而他则愿意亲身实践，做一表率，站在“私立”的立场上成就一番事业。这篇文章无疑刺痛了许多任职政府的学者，引起了诸多争论。不过在福泽谕吉看来，“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出版书籍、创设学府、开办报社等经济行为都体现了他的独立精神。 其中，他在庆应义塾的一大创举就是征收学费。福泽谕吉曾在《福翁自传》中回忆，日本以往的私塾多仿效中国的礼仪，学生入学时奉上“束脩”，年中、年末也有孝敬，或为钱财，或为物品，均附上礼签赠予老师。他却认为，教学也是一种工作，人们工作后获得钱财理所当然，于是在把校名定为“庆应义塾”后不久，公然定下收费标准，将其命名为“授业料”，每月向学生征收。这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轰动，然而没过几年，“授业料”就成为日本人熟知的名词。 三田会与财界 仅靠征收学费不足以使一所学校长期保持顶尖的水准，校友才是庆应义塾的重要资产。，日本播出了一部现象级电视剧《半泽直树》，该剧男主人公半泽直树是一名优秀的银行职员，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将男主人公设定为庆应义塾大学毕业生绝非偶然。1890年庆应义塾大学部成立之时，仅设文学、法律、理财三科。据日本学者天野郁夫调查，1901年以前，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的学生中，理财学的学生约占61%； 并且，在该校1903年制作的姓名录里，约4%的毕业生成为官僚，31%的毕业生从事家族产业，45%的毕业生在民营企业就业，其中尤以投身金融业者居多。也就是说，早在20世纪初，庆应义塾大学的校友们就在日本财界凝聚成一股不小的势力。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及三田会。三田会是庆应义塾大学的校友组织，名称取自该大学最主要的校区—三田校区。在日本，学阀林立，名校毕业生往往通过校友组织凝聚成各种派系，三田会则被称为“日本学阀中的王者”。日本《周刊Diamond》报道称，截至6月，日本上市企业的社长当中，庆应义塾大学的毕业生最多，共计260人，例如丰田汽车公司的社长丰田章男就是该校毕业生。与之相比，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并列第二，人数为172人，较庆应义塾大学逊色不少。 強大的校友网络不仅为庆应义塾大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而且保证了该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与升职前景，进而促使更优质的生源报考庆应义塾大学。这正是庆应义塾大学成为日本顶尖私立大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医学部与“三四阀” 4月，日本政府宣布将于2024年更换纸币上的人物肖像。1万日元上的福泽谕吉将被实业家涩泽荣一取代，这对庆应义塾大学来说可谓不小的损失。不过，1千日元新纸币将采用日本近代医学的先驱—北里柴三郎（1852—1931年）的肖像，而北里柴三郎是庆应义塾大学医学科的初代科长。他之所以愿意在庆应义塾大学工作，是为了报答福泽谕吉的恩情。 北里柴三郎于1875年考入东京医学校（1877年改称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在内务省卫生局东京试验所从事传染病的研究工作，其后得到上司推荐，于1885年前往德国留学。留学期间，北里柴三郎与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合作培养出破伤风杆菌，并开发出震动医学界的血清疗法，用于白喉等疾病的治疗。这些成果使北里柴三郎成为第一届诺贝尔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