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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川鄂：我是五四“新传统”的鼓吹者 figure class=image figcaption 卢欢，80 后，湖北某媒体文化记者。关注出版动态，遍访文化名家;喜好阅读，“为了让所有的善意颗粒归仓”;带着谦卑、耐心与好奇心，深入这个世界的细节，观察它的微妙，捕捉丰富的过渡色彩。 /figcaption /figure 很多人知道刘川鄂是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而了解他的人会想到他的网名叫“浪子阿川”。 自称是“浪子”的他，格外推崇自由。这可能与他从小就在无拘无束的环境长大，又较早地进入社会有关，天性中有野孩子的成分。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谈到自己所理解的自由，道出心声：“我一直提倡做一个浪子，不是做一个孝子。所谓孝子人格就是听话、服从的人格，所谓浪子人格就是一种自由、飞扬的人格。” 毕业留校后，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成了刘川鄂的主业。二十多年来，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单位从事同一份工作，对于他来说，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大的毅力，而是因为慵懒、怕折腾。即便是没占到好位置去争取话语权，或被人视为不上进，这些他都不在乎。他只是在想：“在今天的教育体制下，作为教师，在北大教书与在湖大教书的幸福感是一样的。” 在今年出版的新书《从现代到当代：刘川鄂自选集》中，刘川鄂对这些年的文学研究做了一番总结。从现代到当代，从文学史到文学评论，从理论探讨到文学时评，从纯文学到大众文化，大致算得上他的学术轨迹。 作为一个受五四新文化滋养的知识分子，他很早就下决心，从事学术研究，要出于对人类的关切和热爱，要有探寻真理的热情。“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总是爱到处宣扬自由梦”，最初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就融入了他的人文理想和艺术美学。从青年到中年，与现代作家鲁迅、张爱玲为伴，他更是用心写下了大篇幅的“看张”文字，也成就了张爱玲研究专家的又一头衔。 在当代文学评论上，刘川鄂更多时候都在紧贴着湖北基层作家的步伐走。他新近发表了评论文章《新世纪诗歌的互联网传播特性》，把湖北钟祥诗人余秀华走红事件称为“仿综艺选秀事件”。他较早琢磨在电媒时代如何对优秀的作品进行有效宣传的问题。正如他所言：“一个好的作家，如果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的话，除了传统期刊、出版方面，还应该注意到新媒体的方式，利用网络等平台，扩大作家和作品的影响。” 一 刘川鄂自称是“五四的儿子”、“现代的儿子”。他学术生涯的起点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且是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进行综合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他在大学里读了四遍《鲁迅全集》。从天性上来说，鲁迅那种清俊甚至刻薄的性格，跟他这种温和、散漫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隔膜。所以，他写鲁迅的文章不多，但鲁迅对他的事业、精神气度影响却很大。“鲁迅通过批判传统文化来改造国民性弱点，这是他一生的伟业，也是我的文学活动的重要精神支柱。” 五四以后开始张扬个人本位的价值观 卢欢：您在文学研究上最初起步于“现代”和文学史，是什么契机促使的？ 刘川鄂：今天的60后和50后中很多人都有文学情结，倒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多么发达的文艺细胞，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知识资源、精神资源非常匮乏。经济上极度贫困，精神上反倒是高度亢奋，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找书看，但又没有什么书看，因匮乏而渴求，因渴望而热爱。 我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看大字报识字，看《毛主席语录》，偶尔翻翻连环画，都觉得很新奇。那时候，被允许的文学读物就是毛主席诗词、鲁迅和浩然的作品。再加上那时最主要的学生活动，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宣传队创作、表演的诗朗诵、对口词、三句半、样板戏等，是我们最早的文学训练。 上大学后，据我观察，农村来的同学多钟情古代文学，城市来的同学偏好外国文学，像我这样县镇来的同学，往往在这两种夹缝中间，多喜欢现当代文学。因为小时候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的底子差，又在高中阶段读过一些鲁迅的作品，导致我很早对现代文学怀有兴趣。我大学的一个老师徐福钟是同乡，也是搞现代文学的，我经常去蹭饭聊天，自然朝这方面靠得多一些。我做现当代文学研究大概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当然，这里面有个缺憾，那就是我过早地涉入现代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学的知识准备不是很充分，也妨碍了后面的发展。 卢欢：您也是喜欢文学写作的，有没有可能像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於可训那样又搞创作又搞研究？ 刘川鄂：我从十六岁读大学开始，经常为我将来到底是搞创作还是搞研究的问题苦恼纠结，不能自拔。直到现在，我的大学同学王兆鹏（武汉大学教授、著名诗词研究专家）还记得我当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不要做研究的人，要做被研究的人。心高气盛，天真可笑。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的价值从整体上来说高于文学研究的价值，因为它更体现文学本身的价值。郭沫若讲过，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我加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