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团队创建.docx

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团队创建 一门学科，必须"代代相传才能存在，才能有生命力，代代相传必须通过一代代人的接 触--直接的接触。在接触里把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传下去，每一代推陈岀新，通 过不断的再创造";[1]（P69）而形成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也是如此，也是”在接触里 把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传递下来的。因此笔者试图通过梳理樊骏先生与他所接触 的几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交往史，来阐释樊骏先生的学科贡献。 一、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学者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大致同意，自建国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不断发展，已经 经历了四代人，已经有了四代研究者的提法。第一代以李何林、唐強、王瑶、薛绥之、田仲 济、俞元桂、任访秋、单演义为代表，他们是建国前即从事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建国后在 其深厚的学术修养基础上，全力或以主要精力从事新文学史研究。他们是这门学科的”前驱 者、奠基者";[2] （P484）。文革前，他们的学术思想大体已经形成，主要的代表性的学术成 果在学界已经产生广泛影响。1979年现代文学研究界在众位学者的努力下，组建了自己的 组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也有了自己的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时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虽然王瑶是正会长，田仲济和任访秋是副会长，但这时第一代学者都 年事已髙，当时王瑶是66岁，唐強是67岁，单演义是70岁，任访秋是71岁，田仲济是 73岁，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具体事务工作（包括一年一度的中国现代文学年会）还是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借组稿工作大部分是在王瑶的指导下，由严家炎和樊骏负责 具体事务工作的。（这里可以从王瑶给几位学者的书信中确认：王瑶在1980年4月26日给 王徳厚的书信中说"我从未过问《丛刊》之事，只是挂需而已，今后也不想插手…”;[3] （P297）, 1981年12月5日王瑶致任伟光的信中也说”我能够从未参加具体编辑事务“;。[4 （]P313）王瑶、唐強健在的时候，樊骏是他们的得力助手。樊骏不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 科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做过相当系统深入的考察。而且在王瑶、W 铁、出仲济、陈瘦竹、单演义（单演义去世后，据单演义的儿子单元庄给樊骏的回信说，纪 念文是由王富仁转给他的，待查）五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重要学者去世后，他都及时 地就他们各自的学术道路、专业成就和治学特点，做了富有深度的研究，写出了数篇沉甸甸 的学人研究论文，及时地总结他们的学术思想，指岀他们学术的得与失。他认为这些是老一 辈学者"在沉重的岁月里，从沉重的跋涉中，留下的一份沉重的学术遗产";[5] （P5）,对于这 些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不必感伤，处于尊敬或者同情而说些溢美之词，也不应该离开当年的 实际，轻率地苛求于前人”;，需要的是”与这些沉重相适应的严肃理智的沉思和冷静科学的 评价";⑸（P5）。 樊骏的学人研究的第一个特色是处处体现了鲁迅所概括的“知人论世”;的精神（方法论、 原则）。王瑶在一篇文章中概述道"：就方法论的意义讲，五四时期研究传统文学最有收获的 应该说是如鲁迅后来所概括的‘知人论世’的精神。这是估泄价值的依据，也是 一种既尊重历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谨严的治学态度“;[6] （P189）o樊骏据此推论出王瑶推崇 鲁迅的"知人论世”;的原则，其实"知人论世";的原则也是樊骏自己在评述各位前辈学者的学 人系列研究时始终坚持的原则，也体现了樊骏的"既尊重历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谨严的治学 态度”;。在论王瑶时，就明确地意识到了"学者与学术研究存在着不同的风格与派别，同样 存在着人与文之间的内在联系”;[5] （P46）,需要结合学者的人生经历（当然学术经历是主要 内容）才能全而深入地认识学者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者的学术风格。这可以说就 是”知人论世”;原则（方法论）在樊骏的学人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在分析王瑶的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特点时，明确地意识到了王瑶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 文学观、文学史观，研究方法等对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的影响。在论述唐張时，也是 结合他的人生经历，从他如何疋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开始解读的，意识到唐強的文学创 作、学术研究往往带有"杂”;的特点，应该说都是和他自学中形成的杂览的习惯、格局直接 相关的，也意识到唐強是从以文学创作为主逐步转向以学术研究为主的，这种作家和学者身 份给他的学术研究带来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创作实践中磨炼而成的艺术才能和积累起来的艺 术修养，使得他对于文学艺术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和精细的鉴赏力，"艺术感觉极好”;，同时 樊骏并没有把作家学者化的论述流于一般化，同时指岀唐歿的独特性所在，他作为作家，除 了创作，他还多方而地参与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