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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菤葹》中的女性形象 而作为孟悦、戴锦华眼中“绝无仅有的弑父时代”，“五四”，成为中国女性在文学中重获生命的历史节点。一方面，沐浴了欧西文风的逆子们猛烈攻击封建大厦，解构父权神话，在其笔下出现了诸如祥林嫂、子君等与传统审美、塑造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以冯沅君、冰心、凌叔华为代表的“五四”第一代女作家走上历史舞台，女性体验、女性意识首次进入女作家们的言说视野。 作为文学研究会推出的唯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也作为刘思谦眼中完全属于“五四”的女作家，冯沅君凭借其小说中大胆、决绝的反叛精神在五四女作家群中独树一帜。《菤葹》是其最重要也是最代表性的小说集。观该小说集中的两性形象，刘思谦称其中的男女主人公构成了一种两性共同体的关系：基于爱情，他们思想一致、行动一致，结成了牢不可破的精神同盟。 然而，细读《菤葹》，笔者却在《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两性共同体之外，女性主人公“我”有别于男性主人公的“拯救者”与“牺牲者”双重特质。二者分别体现出作者“觉醒的女性”与“时代之女”的时代身份，折射出其或追求独立，或追求趋同的女性心理。 一、拯救者：勇敢的言说 毫无疑问，冯沅君的小说是关于女儿的小说。处于女儿这一尚“不自足”的人生阶段让女儿们迫切需要一个“弑父”的同盟者。于是在其笔下，一代逆女们走出家门，以对爱情使命的全身心追求以及对情人的无限信任彰显着鲜明的时代与个性特色。通览《菤葹》，《旅行》、《慈母》、《隔绝》、《隔绝之后》实质形成了女主人公“出走-归来-囚禁-殉情”的完整的故事序列。而通过对这一故事序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冯沅君笔下颇具“拯救者”色彩的女性形象。 在《隔绝》中，作者有这样一段描写：男主人公就自己约会时的孟浪向女主人公道歉，“假如你承认这种举动于你是失礼的地方，我只有自沉在这小河里；只要我们能永久这样，以后我听你的话，好好读书。”听罢此话，女主人公霎时心软了，“牺牲自己完成别人的情感，春草似的生遍了我的心田。我仿佛受了什么尊严的天命立刻就允许了你的要求。” 这段话实际交代了二人感情的发生。然而值得品味的是，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表白的答允并非基于其自身的感情的需求或两人两情相悦的自然结果，而是出于防止男性“自沉于小河”的生命保护以及前文所言“五四”两性同盟的需求与爱情使命的神圣驱使。此时的“他”在“她”眼中一如鲁迅《伤逝》中那个渴望爱情不得从而空虚寂寞的知识青年，只有“她”能让“他”走出混沌，重新获得活下去的勇气以及生命的意义。于此，冯沅君笔下女性对于男性爱情的答允实际上更多“成全”，“拯救”的意味。她们是背负爱情使命的时代逆女，应该也必须以自己为代价完成对作为同盟者的男性的拯救。 但是，将社会理想依附于个人爱情，将个人救赎依托于女性成全的涓生终究缺乏与整个封建势力对抗的勇气。面对强大的父权力量，“她”和“他”只能选择以旅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反抗与追求。于是在《旅行》中，我们看到“她”与“他”以旅行的方式发乎情止乎礼地在异地同居十余天，以两性共同体的姿态抵抗着无处不在的父权审判与窥视。然而，仔细推敲，我们却不难看出这一共同体中相似的“拯救”模式。面对爱情，“他”提出旅行的建议，却未曾想过带“她”远走高飞，亦未曾想过旅行这一反叛行为将会带给她的负面社会评价与强大的舆论压力。甚至于，旅行一词本身就暗含着“逃避”的意味，折射出“他”面对强大父权势力时的懦弱与妥协。而与之相对，“她”却体现出较“他”更为彻底与决绝的反叛姿态：面对传统父权社会里关乎女性生命的贞操名节，她仍然选择与他出走，即使这样的出走是“暂时的”，缺乏新的意识形态庇佑的，即使“她”归来之后将会面对“他”不会面对社会压力。可以说，是“她”的勇敢拯救了“他”原本怯懦不负责任的提议——从这个层面而言，冯沅君笔下的子君不但将涓生解救于寂寞之中，亦在叙事层面以自己的激越姿态粉饰了本该不堪一击的两性同盟神话。 同样，相似的两性姿态亦体现在旅行归来之后。《隔绝》中女主人公面对囚禁仍不忘情郎，她为了爱人忍辱偷生，甚至最终决定离开难以割舍的母亲和“他”一同出逃。然而，面对爱人的决绝，“他”却未能越过那道“很可以逾越”的矮墙。他依旧是那个缺乏性动力的，需要“被拯救”而非“拯救”他人的涓生——他的怯懦使“她”只能在《隔绝之后》选择殉情而死。一如《孔雀东南飞》的悲剧结局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掩盖了女性被塑造的事实，于此，她殉情的“悲壮”亦使读者忽视了“他”超越性的匮乏。她以死成就了两性精神同盟的固若金汤，避免了涓生陷入《伤逝》中自我辩白式的无尽忏悔之中。 由此可见，在冯沅君《菤葹》的爱情故事中，作为爱情另一方的男性始终处于 “被拯救”甚至“被阉割”的雌化状态：面对爱情，他们缺少与传统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