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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毛泽东的 1918 北京大学：毛泽东的 1918 1918 年 10 月，青年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介绍，被安排到北 京大学图书馆新闻纸阅览室任书记，直至次年 3 月，因母亲 病重而离职归湘。在北京大学不到半年的时光，他读了很多 的书刊，接触了很多的人和事，这个过程和影响，一直深植 于他记忆之中，成为他人生前进的动力。 于他记忆之中 ，成为他人生前进的动力。 杨昌济希望他入北大，以造“可大可久之基” 1913 年春，毛泽东被湖南第四师范录取。次年春，第 四师范合并入第一师范。在这所学校里，对他影响至深的教 员有杨昌济、 徐特立、 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 其中尤以杨昌济的影响最大。杨先生对这位农家子弟尤感兴 趣，在日记中写道：“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 公之例以勉之。 ”杨先生期望不可谓不高， 希望毛泽东像曾国 藩、梁启超一样出类拔萃。仅比毛泽东年长四岁的黎锦熙和 毛泽东来往密切， 相交于师友之间， 在读过毛泽东的日记后，他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 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剧烈动荡的社会呼唤“大造”之才，而毛泽东也正以极大 的责任心，关注着变幻的政治风云。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 条”，消息传来，一师学生编印《明耻篇》小 册子，毛泽东在封面写下：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 在我学子 ! ”他还在挽学友的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 列嶂。列嶂青且蒨， 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 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 ”那种对民族危难的沉重忧患，以 雪耻救亡为己任的情怀抱负，溢于字里行间，跃然纸上。更 令人称奇的是， 他在给肖子升的信中就中日之间“ 令人称奇的是， 他在给肖子升的信中就 中日之间“ 战不足以图存， 而国人尤沉酣未觉， 注意东事少”。 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果然应验了这一石破天惊、 防患未然的预言。 正是由于杨昌济先生的介绍和推荐，新青年》给毛泽东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陈独秀所说： “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 他感触极深，循着新文化运动的 正是由于杨昌济先生的介绍和推荐， 新青年》给毛泽 东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 陈独秀所说： “伦理 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 他感触极深， 循着新文化运动的 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为此阅读了许多哲学和伦理学的著 作，而兴趣最大的是伦理学，他认为， 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 道德太坏”，而要改变这种状态， 就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 变换全国之思想”。 青年毛泽东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充满着“舍我其谁”的自 信和“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的意志。他一生之所以能 最后成功，湖南一师所奠定的自信心和意志力，是最为根本 的基础。 他常对人说， 好男儿要为天下奇， 读奇书，交奇友， 做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名为“毛奇”， 历史上普鲁士的一名很有学问的将领毛奇相比喻。 1918 年 4 月 14 日，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正式成立，到 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何叔衡、肖三、张昆弟、 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这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 之一，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肖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学会成立不久，肖子 之一，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肖子 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学会成立不久， 肖子 升去了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信仰仍未确定， 就是他所说是自由主 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信仰仍未确定， 就是他所说 是自由主 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但 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1918 年 6 月下 旬，新民学会召开会议，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该 尽力进行，推举蔡和森等“专负进行之责”。蔡和森到了北京 后，给毛泽东来了一封信，分同意毛泽东关于新民学会的 后，给毛泽东来了一封信， 分同意毛泽东关于新民学会的 方针意见，信中说：“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 重心点。”他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 新民学会会员大多成了中 重心点。” 他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 新民学会会员大多成了中 早期党员，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重任。 杨昌济此前已在北大哲学系任教，赴法勤工俭学的信息 就是他传递回家乡的。这时的湖南政局混乱， 政权更迭频繁， 就是他传递回家乡的。 这时的湖南政局混乱， 政权更迭频繁， 教育已经摧残殆尽，学生已到无学可求的境地。勤工俭学便 是一条新的出路。 6 月 30 日，蔡和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 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吾三人 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 在此”。“吾三人”是指毛泽东、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