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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统理论对译介活动的阐释力和局限性 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大潮的兴起,原先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语言”的范围已扩展到带有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因此,翻译也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上的转换,更带有了范围更广的阐释功能,即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译介就变成一种文化问题,涉及到两种文化活动。正如翻译研究学派的著名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谈到翻译的文化研究时所说,如果我们把文化比作一个人的身体,那么语言就是这个人的心脏……就像一名正在给心脏做手术的外科医生不能对心脏周围的肌体熟视无睹一样,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和从事翻译研究工作的翻译理论工作者不能只满足于语言的分析和文本之间的对照与转换而忽视文化因素的存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的范式从纯语言层面走向探讨文化层面的相互影响上,使翻译研究从语言层次的规定性研究转向文化观照下的描述性研究,即把翻译放在一个大文化的视野空间里予以研究和探讨。其中,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为面向译入语文化的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和认识翻译的全新视角。本文拟以此理论来阐释林纾与鲁迅的译介活动,并试图浅析阐释中所存在的局限性。 二、多元系统理论的阐释力 多元系统论以形式主义为基础,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的说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为一个开放、动态的多元系统,在这一多元系统中,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当然这些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但互相之间永远在争夺中心位置。着眼于多元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的多元系统理论运用与翻译研究中启示我们注重对翻译事件活动的描述,揭示和认识,即描述性研究。描述性研究使翻译研究出现外部化倾向,研究者主要关注翻译的文化语境,文化动因,文化功能,文化关系等。因而,译介活动的产生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受制于译语文化里的各个系统及各系统间的关系。什么会被翻译出来,怎样去进行翻译都是由译语文化的需要或译语文化的规范决定的。翻译并不是在真空里发生的,“翻译活动总是在某个语境下发生的,总是从某段历史出现并进人到该历史中去的。据此,林纾与鲁迅译介活动的发生,目的和译介客体的选择取向找到了理论的支撑。中国文化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发生在鸦片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这段时期,当时中国的帝王和臣民们刚刚从”泱泱大国”的历史泡沫中惊醒,一方面,他们对西方列强的崛起毫无思想准备,甚至还不愿相信;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挫折使中国人不得不重视西方先进的科学和人文思想。林纾正是在这种客观历史文化背景下开始从事译介活动的。他受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影响颇深,曾以这样的言辞来表达自己的翻译目的:“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讲又不易举, 终之惟有译书。”他认为翻译是“开民智”、抵抗欧洲列强的最佳途径。而且林纾从一开始翻译小说就自觉地把自己的翻译工作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时局的氛围直接影响到他对译本的选择,他大量翻译了有关反对侵略的作品,对受到侵略的弱小国家和民族寄予同情,想以异国人民的反侵略精神来激励本民族的志气,使之振作起来,其中的《黑奴吁天录》影响最大。另外,他也十分注意选取描写豪侠内容的作品,尤其“多译西产英雄外传”,以此激励国民,振奋民心。由此可见,林纾选择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译语文化的历史内需。不仅如此,多元系统理论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赫曼斯指出制约译介活动的三要素即意识证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在林纾的翻译中也得到很好的印证。满清标榜以孝治天下,孝道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于是在林纾的笔下,狄更斯的The Old CuriosityShop被翻译成《孝女耐儿传》;哈葛德的Montezuma’sDaughter被译成《英孝子火山报仇记》;克力斯第·穆雷的The Mar-tyred Fool被译成《双孝子咽巽血酬恩记》等。再来纵观鲁迅先生的译介活动,受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影响,鲁迅最初在“科学救国”思想指引下翻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并译述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与《哀尘》,后两篇译文说明鲁迅开始从事翻译介绍文学时,就具有明确的倾向性:他要唤起抗清救亡的民族意识,主张文学要描写‘悲惨世界’”。 而后,鲁迅重点将译介重心放在一些具有反战思想和批判国民性的作品,以引起共鸣揭露吃人的社会,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随着马列思想开始在中国介绍和传播,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推进,自1928年到1936年,鲁迅将译介的重点从日本转向苏联,“重视革命文艺理论,形成他这个时期译文的重大特色”,译文与前两个时期比较,“革命性大大加强了。概括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