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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广州外销丝绸上的康乃馨 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丝绸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明清时期，伴随世界地理大发现，东西航路开通，标志着世界性海洋贸易圈逐渐形成。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历两千年而不衰的贸易大港，尤其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颁布了“（洋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军机处信档》，清乾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上谕，欧美各国商人仅被允许在广州口岸一地进行通商贸易，西方人称之为“一口通商”政策。 清代，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的专门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商行，垄断着丝、瓷、茶等大宗商品的贸易。屈大均《广州竹枝词》中“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就是对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外销丝织品贸易盛况的描述。 清代，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的专门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商行，垄断着丝、瓷、茶等大宗商品的贸易 清代广东丝织业的发展 广东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水充沛，适合种桑养蚕。西汉汉武帝时期，广东的朱崖郡（今海南省）、德庆、连州以及广州附近已有“采桑养蚕”“桑蚕织绩”的生产活动。1983年，广州发掘南越王赵眜的陵墓，出土的丝织品数量众多，品类丰富，其中有原匹织物，也有包裹各类器物的织物，还有各类穿丝随葬物的织物。经科学检测，这批织物的质地可分为绢、罗、纱、锦、麻等5类。墓中还出土了一大一小两件丝织印花模板，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一套彩色套印丝织工具。这说明早在西汉时期，广东丝织业已具备一定规模。北宋建隆二年（961年），朝廷诏令各地种桑养蚕，发展丝织业，广东的桑蚕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蚕丝基地，出现了织土绸的机户、机坊，生产土丝、紬等蚕丝产品，其中顺德龙江生产的丝织品玉阶、柳叶还一度成为贡品。 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全球拓展为中国丝织品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在海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蚕桑丝绸生产呈现出高度商品化和专业化的特征。自明末清初起，弃田筑塘、废稻树桑开始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蔚然成风，因桑基鱼塘的经济效益远远高于水稻种植，故出现了方圆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多顷种植桑树以养蚕的专业化蚕桑生产基地。蚕桑丝绸生产的各个环节都不同程度地倚赖于市场。“乡大墟有蚕纸行，养蚕者皆取资焉。每岁计桑养蚕，有蚕多而桑少者，则以钱易诸市。桑市者，他乡之桑皆集于此也。所缫之丝不自织，而易于肆。”（《龙山乡志》卷十二，清嘉庆，温汝能）甚至乡间市场上的丝价已与国际市场的丝价发生了密切关系：“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龙山乡志》卷十二，清嘉庆，温汝能） 蚕桑业的兴盛也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丝织业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生产分工日益精细。明代中叶以后，佛山丝织业已发展到十八行，即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纻缎行、牛郎纱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洋绫绸行等。伴随丝织业的发展，广州至迟在清雍正年间就出现了规范丝织行业的会馆—锦纶会馆。根据锦纶会馆碑记等材料可知，会馆有完善的组织机构“主会”和规章制度“庙例”，留有店号名称的丝织业商铺有数百家之多，生产组织按照丝织品的品种分为线纱行、洋货敦仁行、洋货接织行、朝蟒行、宫宁线平行、金彩接织行、本地牛郎放接行、素线绉羽绉接织行、元青接织行、接织牛郎行、花八丝行、接织洋货行等，无疑，锦纶会馆见证了广州丝织业的繁盛。 锦纶会馆 清代广州外销丝绸的品种 清代广州是丝绸海外贸易的中心，广州十三行垄断着丝绸的海外贸易，贸易的品种主要包括生丝原料和丝绸成品两大类。根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记录，清乾隆、嘉庆年间广州外销丝绸的数量最大、销售范围最广。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广州贸易的生丝情况为：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担、英国散商2371担、美国660担、法国118担、荷兰331担、丹麦4担，共计5104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广州出口的丝织品中，英国私商*****担、美国***-*****担，共计***-*****担。 外销到海外的生丝有江南地区的生丝和广东本地的生丝。虽然广州本地的生丝在质量上与江浙湖丝有一定的差距，但因价格相对低廉，货源比较稳定，自1810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就鼓励来华商人积极购买广东生丝。清道光十年（1830年），广东生丝出口达3680担，占当年全国经广州出口生丝的52%。《南海县志》记载：“土丝一项，全省每年约出口四千万，顺德四分之二，番禺香山新会占其一，南海占其一。” 外销到海外的丝织品种类、花色繁多，仅1728年广州外销丝织品的品种就有10余种：缎、绸缎、绸缎小枝花纹、高哥纶、高哥纶条纹花纹、花缎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