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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在国会的活动与美国1946年原子能立法进程 1945年，美国通过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与战后和平的到来，也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原子时代。作为原子能研发领域的先进国家，美国政府核政策的制定，不仅会影响战后美国国内原子能研发工作的进展方向，也将对原子能在战后国际局势走向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政府内部就制定何种核政策曾出现多次讨论，杜鲁门总统既希望在尽量长的时间里垄断核武器，保持美国的核优势，又希望建立原子能国际控制机制。而如何在国内的原子能管理中贯彻这一看似相互背离的基调，就成为1946年国会原子能立法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当时，参与美国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群体（下文统称为“原子科学家”）也曾热烈讨论战后原子能管理问题。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战后如继续由军方管理原子能研发，不仅会阻碍科学研究的进步，还有可能引发核武竞赛。而只有确立对原子能研发的文官控制，才能为原子能国际控制机制的建立提供基础。为此，原子科学家积极通过参与起草法案、参加国会听证会和辩论、教育国会议员等活动，试图影响美国国会有关原子能立法的具体进程。 美国学者虽较早关注此问题，但对国会听证会记录等材料的使用还不够系统。①而国内学者大多关注核问题的高层决策和对外政策，对原子能立法等重要核政策形成的国内因素则较少探讨。②笔者已详细考察战后科学家就原子能控制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活动，也专文考察科学家通过组织与一些社会团体合作开展公民教育活动，引发社会公众关注原子能问题，③其间涉及科学家在国会的部分活动，但还无法完整反映科学家在国会直面文官控制反对者的历史场景。以前述研究为基础，本文通过系统利用国会听证会等反映当时科学家在国会活动的材料，考察科学家如何在国会就原子能立法问题提出意见、游说国会议员，并最终对国会原子能立法具体进程产生实质影响。 最早关注原子能立法问题的，实际上就是参与美国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局长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1944年4月曾考虑战后美国要建立一个管理原子能的委员会，并在当年9月份与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主席詹姆斯·柯南特（James Conant）①一起向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建议“通过国家层面的立法控制原子能的实验和生产活动”。②1945年5月，在史汀生的建议下，杜鲁门批准成立了临时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就是筹划并起草美国国家层面的原子能控制法案。该法案的起草主要由具有法学教育背景的陆军部律师肯尼斯·罗亚尔（Kenneth Royall）和威廉·马伯里（William L. Marbury）负责。 1945年10月3日，杜鲁门在国会演说中表示要在国内通过立法建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负责对美国的核能设施、核能原材料以及所有相关的研究活动实施管理。③之后的几个月中，国会收到50多项有关原子能的立法草案。④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罗亚尔与马伯里起草的法案。该草案由众议员安德鲁·梅（Andrew J. May）、参议员埃德温·约翰逊（Edwin C. Johnson）分别提交给众议院（H.R. 4280）和参议院（S.1463），此为“梅-约翰逊法案”（May-Johnson Act）。总体而言，该法案让军方在原子能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有两项内容最为明显：一是布什和柯南特设想中的原子能委员会成员为12人，军方占据4个席位，而“梅-约翰逊法案”设计的原子能委员会成员为9人，军方依然是4人，军方人员在委员会中的比重显著上升，且军方人员可以担任委员会主席;二是“梅-约翰逊法案”针对违反保密政策的行为，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⑤这说明美国军方其实希望在战后延续战时对原子能研发的管理体制。在原子科学家看来，战时军方在曼哈顿工程中实行的分隔化管理体制已经严重限制了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更将不利于原子能国际控制的实现。因此，要促进科学研究的自由和进步，并推动原子能国际控制的行程，首先要在国内终结军方对原子能研发的管理体制，建立一种文官管理体制。原子科学家在战后初期，已就此问题基本形成共识。 然而，只有个别科学家被邀参加了10月9日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梅-约翰逊法案”举行的听证会，且听证会只进行了一天。这激起了曾参与曼哈顿工程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的不满。于是，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10月14日发表宣言，明确反对“梅-约翰逊法案”。橡树岭实验室的科学家也给众议员安德鲁·梅、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议员写信，催促他们审慎思考原子能法案的内容。支持科学家主張的众议员海伦·道格拉斯（He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