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慈惠堂承载近历史的慈善机构.docx

成都慈惠堂承载近 200 年历史的慈善机构 在成都梓潼桥正街北口与布后街附近，一条短短的小巷在周围林立的高楼掩映下，并不起眼。然而，这条名为慈惠堂街的小巷在 90 年前，却是成都乃至全国最大的民办官 助慈善机构 “慈惠堂” 总部所在地， 街巷也因此得名。 而且，民国时期，这里还是成都培养扬琴人才的一个重要场所。 传承百年的老牌机构 关于慈惠堂的创建时间，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在清康熙年间，也有人认为在清雍正初年。无论哪种说法属实，慈惠堂都可谓成都地区近 200 年间规模最大、最为有名的慈善机构。傅崇矩《成都通览》 记载，清末民初， 成都各种官办、 民办慈善团体甚多，尤以雍正初年（约 1726 年）创办的慈惠堂最大最著名，久而久之，街也因堂而得名。 从光绪五年（ 1879 年）官府所绘四川省城街道图上看到，当时的成都慈惠堂有田 300 余亩，加上官府拨给的救济经费，可养活鳏寡孤独残疾无依无靠者三四百人。 慈惠堂档案中有两条记载： “慈惠堂为清代叶荣庆同冯、刘、秦、高诸善士创建，民国十三年夏尹前总理昌龄接办， 益著成绩。官方先后将普济堂、育婴堂、幼童厂、济贫厂等处拨交整理，由是逐渐扩大，迄今所办救济事业为全川规模 最大而效益最著者” ，“窃查慈惠堂创自清之中叶，至民国十三年甲子，由本堂首事刘豫波、张立先、周保臣、周伯萌等公推尹仲锡继任总理维持，产业无多，规模甚小。接办以后对收益则极力整理，对事业则逐渐扩充。市之人见其成绩优良，遂有民众团体愿将其产业及所办事项隶入慈惠堂者。官厅亦有将慈善一部分事业拨与慈惠堂者，更有公家拨款维持，个人捐资捐产，兼收并蓄，业遂日宏。 ” 至民国时期， 天灾人祸频发， 大量灾民、难民流入成都，贫穷、饥饿、疾病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当时，成都的民间 慈善团体应运而生，最多时有 100 个以上。这些慈善团体纷纷对难民、 灾民等施行救济， 办理济贫、 养老、抚幼、义学、借贷、恤嫠、拯溺、施棺、施药等慈善事务，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政府在社会救济中的不足，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尤以慈惠堂为突出。时任市政督办的陈鸿文曾三顾茅庐，诚邀大善人尹昌龄出任慈善堂总理。 尹昌龄主政慈惠堂的 19 年期间，为办理慈善事业呕心沥血，留下了许多传承至今的美言佳话。尹昌龄接管慈惠堂后，将当时老成都的慈善机构原普济堂、育婴堂、幼童厂、济贫厂等一并裁撤，归慈惠堂统一管理。慈惠堂不断发展壮 大，在社会上的声誉越来越好， 影响越来越大， 在扶危济困、帮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博得社会好评。越来越多的人向慈惠堂捐款捐物，甚至捐献产业。除 个人捐产之外， 政府对慈惠堂的支持和帮助也很大。 1931 年， 成都市政府将本市东糠市街叶元堂铺面一间、种德里一二两号内住房二间（系城隍庙全福会产） ，马镇街第一三五六等号铺房三间、 厕所一间 （系属市产），全部拨交慈惠堂管业。成都市政府所办之民生工厂因办理困难，也拨归慈惠堂办理，改名为培根工厂。 1932 年，成都市政府将家族内部矛盾和冲突较大的东大街刘氏祠产全部拨交慈惠堂进行管理。在尹昌龄的苦心经营及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之下，慈惠堂 的规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2 年尹昌龄逝世之后， 慈惠堂对所有财产进行清点造册，慈惠堂已经有水田、山田共计 五千一百九十一亩二分八厘五毫四毛，地四十六亩四分九厘三毫、山地二千七百九十亩零四分九厘九毫一毛正，合计田地共八千余亩。另外还有若干房产、现金等。 一手办慈善 一手办火柴厂 据成都锦江区文史资料介绍，至抗日战争时期，慈惠堂 声望日隆， 成为全国闻名的慈善机构。 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 慈惠堂逐渐接管了普济堂（孤老院，遗址即今书院西街 34 中）、育婴堂（遗址在今育婴堂街） 、孤儿院等，并在外东大田坎用拆除凤凰山新军营房的木料建成商业一条街，将商店铺面或出售、或出租，即今大田坎街。又在九眼桥接收惠昌火柴厂，办起培根火柴厂（遗址在今培根路） 。 培根火柴厂的商标，原是一个小孩端着碗吃饭，目的为 育婴，人呼为“娃娃牌” ，其后尹昌龄感到娃娃牌商标的含 义有所未足，于是更名为“扇牌火柴” 。在火柴盒面画折扇 一把，并亲手撰书前语六行，表达了慈惠堂的办厂宗旨：孤 穷为本，良心至上，仁风为终。 1940 年后，日寇飞机频繁轰炸成都， 慈惠堂街附近的东 大街、盐市口、少城公园一带，每每沦为一片火海，人员伤亡惨重。尹昌龄日夜操劳，安排鳏寡老弱残疾人员疏散到遍布郊外的慈惠堂佃户农家小院隐蔽躲藏，自己也暂避于培根火柴厂。 此外，在抗战时期，慈惠堂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比如 普济堂为了优待出征军人家属，在原来 880 名的名额基础之 上，又增加男女共 100 名，专收容出征军属之年老而无依靠 者，其条件较收一般孤老为宽。 孤贫儿童工读所增设名额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