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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规民约与现代法律秩序 中国传统社会中藏着较多通往未来社会自治的演进脉络，比如，宋儒创设乡约—清末民初乡村自治—未来村社自治建设，践履“仁里”理想的宋明士绅—领导社会自治的近代绅商—未来社会重建的民间领袖等。 乡约流变千年，与国家意志在朝代变更中相互冲荡。宋代《蓝田乡约》是古代社会最具自治精神的基层治理建制，代表了自治传统在儒家引导下演化出来的高度。以其为例考察可知，乡约发展到了明清时期，产生了变化。专制国家权力对乡约组织的渗透与控制，导致乡约自治内核发生蜕变，发展至明朝，出现圣谕六条：“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 毋作非为。”这是乡约诞生后官方首次要求宣讲以皇帝名义出现的思想，是皇权向乡约渗透、官方强化对乡约控制的表现。内容大体符合传统礼教，但存在形式却值得商榷。 德国法学家普芬道夫曾在《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一书中论述道：“体制缺陷有以下几种：国家的法律或惯例与其民族性格或地域特征不符；体制诱导公民结成利益集团或挑起邻里间的仇恨争端；体制使公民不能履行为保卫国家所必需的职责……基本法制定得如此糟糕，以至于公共事务的解决迟缓而艰难。”可见，国家法并不能十全十美地处理地方各种问题。 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乡规民约和现代国家法均以社会治理为目标，以达长治久安。但传统社会礼俗与现代法律秩序在不同层面都有激烈的对撞。 一、乡规民约规避国家法律 国家法已然对某一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整，但乡约对这一领域所发生的问题还是避开了国家法的相关规定，不适用国家法，也即俗话说的私了。这是国家法与乡规民约的显性冲突之一。 主要体现在一些本该由国家来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却被有意无意按照乡约规定转化为私人处理。对人身伤害、财产损坏引发的纠纷私下解决这类现象较具代表性。比如，因炸石修路所导致的人身伤害当事人都选择私了，受害方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甚至会集合当地的家族势力施压于对方。 二、乡规民约违背国家法律 为维护乡村社会利益和秩序，面对国家法白纸黑字的规定，部分乡约不仅规避，甚至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国家法。 比如，非法设置罚款。不少乡约将罚款作为不履行规定义务的惩罚手段。罚款范围广泛，如侵犯人身自由，借口拖欠、抗交各项上交任务，违章搭建、建房，参与赌博、吸毒，不接受村委会调解而闹事，不尽赡养和抚养义务等。罚款数目高达上千元。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定，只有特定机构有权设定处罚，而像乡约这样的群众自治规范则不能设置处罚。 三、乡规民约利用国家法律 乡规民约在规避违背法律规定的同时，也巧妙利用一些法律的粗放化、模糊性规定，钻法律漏洞。这是二者之间隐形冲突的表现。 乡规民约利用国家法最突出的表现，在对“外嫁女”土地权益的侵犯上。最高法院对此纠纷的解决参照各地村约规定，灵活处理。基于土地资源的有限和男尊女卑根深蒂固，原村落采取“减人不减地”政策，取消了外嫁女的土地权，而嫁入村落却采取“增人不增地”政策，不给予分配土地。村委会取消外嫁女土地权益方案是“经过投票表决”赞同的。然而，这只是程序合法，内容却另当别论。米塞斯曾讲过，妇女要追求平等权利，其实就是财产权和法律权上的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0条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和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虽然这一条文只有行为准则，并未包含违法后果、惩罚手段，但外嫁女完全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权利应得到确认。女性权利就应该体现于私有财产权、法律权之上。 四、冲突协调建议 国家法律应该合理利用乡约的自治属性，不以其意志蛮横控制，而应该利用其符合地方风土人情的特点，限制其劣势，使其“帝力何有于我哉”的消极自由发挥到最大限度。 其次，在适用程序上，乡约应以现代法治秩序为准，进行自我调整与改善，以期符合现代法治精神、法治原则，追求公平、合理、正义。 从先民的“帝力于我何有哉”，到汉唐私社，再到宋代乡约，再到明清发达的宗族、会馆、商会，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自治”的一脉线索。而在中国现代法制化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间的关系，则需要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