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思考.docx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原因分析及 对策建议思考 城市经济快速发展，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无法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实现其应得的经济利益，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由此产生了农村留守儿童。波兰尼指出：“把劳动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分开，使之受市场法则的支配，实际上就是摧毁所有生命之有机形式。”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来看，留守儿童容易情感失衡，性格变异，甚至一些人成人后仇恨社会，对社会带来危害;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留守儿童的存在会造成未来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下降，甚至成长为不合格的劳动力，导致劳动力在萎缩的规模上再生产，而劳动力再生产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未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因而农村留守儿童现象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劳动力质量的退化，最终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 一、我国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经济转型期产生的特有现象。它不能仅仅归因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也不能简单和片面地归因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正如改革开放前我国和国际上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城镇化滞后会加剧农村劳动力的隐性剩余，却并不必然产生农村留守儿童。城乡二元体制为农村留守儿童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但其本身并不是导致儿童留守农村的主要原因。 （一）中国农村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性 如果将农村留守儿童和其家庭结合起来考察，就可以发现，留守农村的儿童是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本身的低报酬相联系的，而报酬低主要是由以下两种因素决定。首先，我国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制度架构，实际上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使得他们能够接受低工资。其次，一定历史时期的农民工低报酬，与我国工业化发展从外向型着手的路径密切相关，而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工业部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优势，进而产生了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低工资水平和农村留守儿童现象的产生，反映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再生产低成本性的独特特征。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再生产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要素：“劳动者自身体力和智力的恢复和更替，劳动技能的积累，以及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一代一代不断更替地培养或补充。”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本身构成劳动力再生产不可或缺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留守儿童所背负的，正是其父母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失去的。 （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劳动力更替的外部化 农民的外出和流动，是市场经济下的必然现象。这是因为，劳动力市场在城乡间的分割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 由于中国区域间的差异和经济发展的迅速，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流动是中国农民工的显著特点。他们往往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即所谓“亦工亦农、亦城亦乡”。退一步说，即使他们选择了长期在城市务工，他们在城市的工作也是高度不稳定的。此外，恶劣的工作条件与相对很低的机会成本，使得他们与那些拥有稳定工作的人相比更倾向于更换工作。从此角度看，农民工将孩子带在身边未必有利于孩子的抚养和成长。 农民工的经济条件和职业条件，是他们把孩子带到城市共同生活的巨大阻碍，但目前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农村儿童来到城市就学的困难。布洛维用“维持”和“更替”的分离来分析移民和流动性质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在他看来，“更替”来源于供给工人子女生活和教育的需要，且这种更替常常会被“外部化”，以降低经济成本或政治成本。由于我国城市教育资源的紧张，外出务工农民的“更替”成本普遍被压低，显然只能由农村儿童留守来化解。 实际上，从劳动力更替的效果来看，流动儿童也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即使是勉强解决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问题，这个阶段的教育如何与其未来的发展更好整合起来……，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流动儿童尽管可以随父母流动到城市，却多居住于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其所能接受的教育要么是体制外的学校，要么处于边缘地位的学校，尽管它能在一段时间内缓解低收入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但毕竟是“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现行教育体制无法适应社会转型及变迁的结果。”这种对现行教育体制的补充和自救，从长远看不能满足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三）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与家庭教育理念的影响 在对中国留守儿童问题的分析中，家庭内部结构分工与家庭教育理念的影响容易受到忽略。实际上，这两者对留守儿童现象的产生也有很大影响。马克思认为，分工既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也是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深处的核心范畴。贝克尔指出，作为“小型生产单位”的家庭是通过分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存在均衡点，一旦家庭内部成员的比较优势和偏好发生改变，他们就会及时调整劳动分工。由于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和教育理念的影响，在工资水平偏低、没有足够能力照料随迁子女的情况下，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往往选择让子女留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