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受教育权保护的宪制基础.docx

? ? ? ? ? 澳门受教育权保护的宪制基础 ? ? ? ? ? ? ? ? ? ? ? ? ? ? ? ? ? ? 200多年前，《人权宣言》公开宣告：“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可见，没有人权保障的宪法，就不是真正的宪法。这正如哈耶克所说的，界定个人“合法的”预期范围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对允许每个个人行动的范围做出界定，这意味着“这里所需要的乃是那些在每时每刻都能够对每个人确受保障的领域之边界加以确定并因此能够对‘你的’和‘我的’作出界分的规则”[1]；因为这些规则能够经由对个人获保障领域的界分而减少人们在行动过程中对彼此意图的干涉[2]。 在法治社会，政府权力受到宪法的约束，人民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如果政府只要求公民守法而自己却不受宪法的约束，这就不是一个现代法治国家。人权作为宪法的主要内容，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不同类型的宪法对人权的确认程度不同，并有形式与实质上的差别。在我国，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第二章第33条第3款。也就是说，“尊重和保障人权”由一个政治规范提升为宪法规范，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由执政党提升为“国家”，获致最高的法律效力[3]。 回归前的澳门政治体制是葡国对澳门实施管治或行政管理的产物，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是以葡国宪法及专项法律《澳门组织章程》为宪制基础[4]。回归后，《宪法》和《澳门基本法》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一国两制”的实施需要制度化和法律化。制度化就是设立特别行政区，法律化就是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度化和法律化均是以中国宪法为依据。第二，落实“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既离不开《宪法》，也要以《澳门基本法》为治澳的法律依据[5]。同样，澳门受教育权保护的宪制基础是《宪法》和《澳门基本法》。 第一节 受教育权是澳门居民的一项宪法权利 受教育权是一种要求国家作为的权利，本质上体现了教育的自由价值。教育的自由属性来源于宪法追求的自由理念与价值。无论是归结于人类的追求幸福权，还是归结于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规定，都反映了一定的受教育权的现象和事实，也反映了权利含义的历史演变。在学理上对受教育权的争鸣，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准确地把握澳门教育现实的脉搏，思考澳门教育制度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关系。 一 受教育权的宪法地位 受教育权之所以能写入宪法，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自由资本主义的主张不能解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带来的弊端。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必然使自由竞争的范围仅限于垄断不能企及的极小范围，从而破坏了自由竞争的规则，造成贫富分化。弱势阶层的贫困与失业，不仅会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会危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有“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之称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认为：“济贫法是使经不起竞争的穷人（弱者）得以保留，并使富人（强者）的利益损害，使强者变弱者，这样下去必然使民质下降，社会退步。”[6]随后，1814年挪威宪法涉及教育事业问题，但是，没有从宪法权利的角度来规定“受教育权”。直至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颁布后，各国开始分别把受教育权引入宪法。 也有一种说法建基于“主权在民原则”，宪法与教育的共同目的在于促进人自我实现的最大可能性。法与教育的存在并非本体式的，而是一种目的性的存在。许育典说：“法在其主客观面向的功能上，则是赋予人追求其最大可能自我实现的请求范围，一则以保护自我实现权，另一则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自我实现冲突。而这其中最重要的联结，就是以人自我实现为核心的宪法上教育基本权规定。” 受教育权作为宪法规范意义上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国外宪法文本、国际人权以及我国现行宪法中都已经获得了比较明确的宪法地位。也就是说，受教育权作为一种公民的宪法权利已经得到了宪法规范和宪法制度的肯定[7]。公民的宪法权利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为人的基本人权在宪法上的肯定；二是作为政治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前一种宪法权利不依赖于政府行为能力的大小，而后一种宪法权利则完全依赖于政府履行保障责任的行为能力。显然，受教育权作为宪法规范意义上的权利属于后一种。 澳门作为一个法治社会，一个大陆法系做主导的司法系统，法律条文对生活在澳门的居民来说，是其行为规范来源之一。《澳门基本法》作为澳门地区的宪法性文件，在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在政治及法律层面为澳门居民的人身自由及个人权利做出保护。在第六章“文化和社会事务”中，对教育、医疗、文化、科技、新闻、体育等具体领域做出保护规定。 除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作为义务教育的义务人之外，普通公民能否作为绝对意义上受教育义务的主体，这必须从违反义务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的性质来加以分析。与纳税、服兵役等宪法义务具有绝对不同的是，受教育如果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