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城乡治理与乡村振兴-经济学及农业经济专业毕业论文资料.docxVIP

数字时代的城乡治理与乡村振兴 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领数字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阐述，对城市和乡村治理更有具体要求。为切实化解治理中的热点、痛点、难点、堵点，各地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重心下沉、范围覆盖拓展，提升服务人民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探索政府企业社会各方参与、党务政务事务务务相连、民情民意情意相通，可推广的城乡治理新路。 在城市，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机制创新是各地共同的实践，因地制宜的治理模式不断涌现。典型的例子如上海市的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城市运行网把城市运行场景划分为三大类：基本民生保障、陆海空动态保障、突发热点热线处置，在场景中感知城市运行跳动的数据，为城市值守、为市民站岗。政务服务网则把为市民“高效办理一件事”作为基本目标，把市民散发的需求和诉求连入庞大的政务网络，市50余个委办局和16区的1541个政务服务事项都在网在线。为适应人口极速老龄化的需要，“一网通办”还进行适老化改造，推出长者版。不断挖掘数字技术潜力的“一网统管”和“一网通办”把对民生和城市的管理转化为对城市运行和市民需求的预判、办理和回应，将治理融在为市民的服务中，让一座3000多万人口和270多万市场主体的超大城市的运行变得更加便捷、有序、精细、高效。 在乡村，为实现乡村振兴，各地发挥地方性优势，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形成了鲜明特色。 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组织创新。人地分离、人员失连、有效参与不足是乡村治理面对的首要挑战。各地运用数字技术搭建参与平台，把断裂的社会纽带重新连接起来，让村民人不回但关注回、意见回，实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迁陵镇茶市村是典型的人口净流出村，也曾是有名的贫困村。为实现村民“团圆”，村两委在腾讯“为村”上建设虚实一体的茶市村，使80%的外出务工人员在平台上“回归”村庄，让每家每户都有主事的人参与村庄事务；通过直播和微店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一个偏远山区的空心村在掌上重新欢实，从贫困村后进村变成了明星村先进村，用数字技术推动有效治理进而推进乡村振兴。 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管理创新，突破需求与服务匹配错位瓶颈，增强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有效性，满足村民精细化服务需求，是乡村治理面对的关键挑战。各地运用数字技术，在地广人稀的地区重组治理单元，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以数据为依据回应民生热点和痛点，让数字化治理成效惠及千家万户。在“枫桥经验”源头的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为回应村民“一有困难就找我”的需要，村两委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村庄重大议题“三上三下三公开”，预判村民需求和诉求，让原来跑上跑下的198项日常事务在村办理，其中，仅交管事务就有25项实现了“零跑腿”。不仅如此，村两委还把村里的数字设备连上村里没有的资源。其中，律师就有4万多名，既可以进行法律咨询、申请法律援助、预约鉴定和调解，还可以让村民学法。 数字时代的中国，数字技术早已把城乡连通为一体。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物质交换、信息交流借助交通网络和数字网络连成一体。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效能推动乡村振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和中央一系列政策的重要内容。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了数字乡村发展的总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2020年7月中央网信办和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发展新模式。2021年4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更是把乡村振兴纳入法治化轨道。国家法律和一系列政策瞄准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历史性技术机遇。事实上，只有充分认识数字时代城乡发展的新特点和新机遇，才能充分挖掘数字红利，让乡村融入数字时代大潮，实现城乡一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促进产业兴旺需进一步运用数字技术。近几年，农业数字化转型明显加快，精准作业、在线监测、精细管理等数字技术应用面不断扩大。农产品电商销售快速发展，2020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5750亿元，让中国成为农产品电商销售第一大国。不过，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只关注农业是不够的，乡村振兴需要产业整体的兴旺，因地制宜推动农村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整体的数字化才是真正的产业兴旺，数字化转型更需要纳入农村的产业整体而不只是农业。 实现治理有效需进一步运用数字技术。乡村“智治”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抓手，各地治理实践的经验不仅在乡村快速扩散，也在融入城乡治理网络。不过，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乡村治理不只是乡村的治理，治理有效还需要把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部分，清醒地认识城市的技术和人才优势，以乡村治理场景梳理为重点，把乡村治理的技术清单、应用场景清单、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