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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震保险制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借鉴日本地震保险制度的经验，我国地震保险制度的建设，应将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与企业财产地震保险严格区分开来，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共同充当承保主体，企业财产地震保险则由商业保险公司单独承担保险责任；直接规定同一的绝对额作为居民家庭财产的最高承保限颠，并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承保额上有一定的差别；设立专业地震再保险公司，合理划分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的保险责任；设立独立的险种，在既定承保限额内单独承保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风险；尽可能降低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费率水平，并对不同风险区域实行差别费率；将财政补偿基金纳入保险补偿基金渠道，并按保险的原则和方式加以运用；政府应设立专项再保险会计账户，对政府地震风险准备金的提存和使用实行特别管理；对企业财产地震风险政府不承担保险责任，但对经营企业财产地震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实施必要的监管。 我国地形起伏大，地貌单元多，地质结构复杂，是一个地震灾害多发且所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的国家。日本等国地震保险的实践证明，建立有政府作为承保人参与其中的地震保险制度，是地震多发国家应对地震灾害风险的合理的制度选择。本文力图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日本国家地震保险制度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我国国家地震保险制度的总体构想。 一、地震风险的性质与地震保险的承保主体 按照风险管理与保险的理论，商业性完全可保风险至少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是在一定时期内事故的发生要有相当的数量，从而有足够的经验数据可以为保险费率的厘订提供客观依据；二是每次事故造成巨大损失的概率较小，从而使保险人按照所厘订的费率收取的保险费在通常情况下足以抵补保险赔偿和费用支出，且有剩余以使保险经营主体能够有利润可图；三是众多有地震风险的财产所有者有能力并愿意按照保险人所规定的保险费率支付保险费，从而既使保险的总保险费收入达到必要的规模，又可以使风险高度分散。然而，一定地域空间内破坏性地震即使在较长的时期也很少发生，而一旦发生作为风险载体的财产极易普遍严重受损，从而使保险人所面临的赔偿责任很可能远远超过其保险费收入。尤其是居民家庭受其对保险费的经济负担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的限制，地震保险的保险费率很难达到使保险人所收取的保险费足以抵补保险赔偿和费用支出且有剩余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风险不是完全的商业性可保风险。 正因为如此，日本的地震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与企业财产的地震保险严格区分开来，前者实际上被定性为商业性与政策性相结合的混合型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共同承担保险责任；而后者则被定性为商业性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独立经营和自负盈亏。这样，可以集中商业性保险公司和政府两个方面的资金和力量，保障居民家庭在巨灾损失发生后的基本生活需要，有利于维护受灾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日本相比，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政府所能拿出的财政性保险补偿资金是很有限的，居民家庭对保险费的经济负担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则更为有限。这就决定了我国更不具备将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作为纯粹政策性保险，由国家单独承担保险责任的条件，也更不具备将其作为纯粹的商业性保险，由居民家庭按照能够保证保险人不亏损且有适当利润的费率交纳保险费的条件。我们只能像日本那样，将居民家庭财产保险定性为具有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双重因素的混合型保险，从而由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共同充当承保主体。企业财产的地震保险则作为商业性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单独承担保险责任。 二、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承保限额与保险责任划分的方式 严重的地震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巨大的。为了控制自己的赔偿责任，保险人通常都要对其承保金额作出限制性规定。在日本，政府以承保人的身份参与的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保险金额，被限定为家庭财产保险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一般是30％-50％）。超过这一比例的部分可以办理商业性保险，政府不再承担保险责任。这种做法有利于保障多数居民家庭在地震损失发生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又与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对严重地震损失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因而是合理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考虑到我国目前政府所能拿出的财政性巨灾补偿资金极为有限，及由于居民家庭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异从而在财产占有上的差异巨大，且多数居民家庭尚未投保一般家庭财产保险的实际情况，为了保障多数居民家庭在地震灾害损失发生后的基本生活需要，我国的居民家庭地震保险不宜采用日本的将一般家庭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作为其最高承保限额的做法，而是直接规定同一的绝对额作为居民家庭财产的最高承保限额更为合适。对于财产价值超过这个绝对限额的部分，居民家庭可向商业保险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