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寓言无间道管理论文_0.docVIP

政治寓言无间道管理论文 《无间道》(InfernalAffairs)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的香港取得空前的成功，不但有人视之为走向没落低迷的香港电影新希望所在，甚至罕有地受到特区首长公开赞誉。然而，具讽剌意义的是，《无间道》却可能是香港电影历史上最强烈的政治寓言。 我试图以政治寓言的角度阅读“无间道”系列，在另文曾仔细追索过香港电影中“卧底”题材的次类型(sub-genre)自八十年代的发展，[1]也会在本文展示“无间道”系列各集之间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无间道”系列的吸引力，在于它能在香港卧底电影的传统上创新，而在各集之间，也互有连系地发展出一种新的叙事风格，切中香港历史现实和当下处境，对时间、记忆、身份等三个深具香港当下文化政治意义的问题，作出别具新意的介入。 毫无疑问，过去二十多年以来，香港深受九七问题的左右，这个问题既是政治性，也是文化性的。甚至虽然“后九七”的说法已渐渐在这几年浮现，[2]二零零四年的“爱国论”争议及人大释法，却又随即激发出“二零零四才是一九九七”的惊叹，[3]可见“九七”其实并未随主权移交中国而离香港远去。九七之前，海外和香港的文化评论，出现了不少争论，辩说香港是否一种混杂的文化形态。这些争论虽有助厘清一些事实，但其局限是把香港的文化问题，收窄为对香港文化身份属性的检验。然而，当代文化研究正好要指出，文化属性的争论不可能抽离在不断变动中的具体政治处境。文化身份并非静态的文化特质，它同时是文化认同的定位、政治身份的选择、政治位置的占取并谋求确认的问题。所以，当这些九七文化争论还在空泛地捕捉香港人是如何混同中西，且内在矛盾之际，香港人更切身地从每日生活和政坛政治变化所感受到的，更是活灵活现、目不暇给的政治“变脸”活剧，及种种关于转换身份和政治效忠的游戏。这种活生生的文化政治，更能剌激香港文化创作人的思绪。 占据香港电影创作人心目中一个重要地位的，当然是香港人的身份政治，以及和身份政治相互紧扣的几个课题，其一是时间，其二是记忆。九七前后不少电影以人文体验的切身角度去探讨时间经历、时间意识，其实它们都可阅作为对“九七大限”那种被动时间观的反抗。从大部分香港人亲身感到的文化经验来说，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有着繁杂多样的种种“过去”(pasts)，并无清晰线索，然而九七“回归”，却逼着所有人去面对和接受一个一统版本的历史命运\。在“线性历史观”下所描画的“历史”长河上，香港完成了政治“回归”，但这却非意味为人们找到了一个原乡式的“归宿”。相反地，九七年的时间“大限”，毋宁是一个逼在每个人面前，要作的存在选择。无论是走还是留，都要同时整理过去，为自己选择未来。也正因九七是这样一个具存有论意义上的选择(ontologicalchoice)，它也是一个叫每个人都重整记忆，清理旧帐的大决算，彷如一个让每个人“重新做人”的生死大关。 然而，正由于各人身处位置不同，经验不同，在一连串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面前，并没有一个放诸天下而皆合乎道义标准的公式，让人整理自己的“过去”，因而产生各式各样的焦虑和响应方法。有人寻回过去失落了身份的回忆，有人力挽狂澜，在即将消逝的“现在”，保存这个即将失去的身份的回忆，也有人以为自己欠缺的，就是自己失去了的，对这一切都声称曾经拥有，保留或运\用追究、索偿的“权利”。于是，香港在过渡期末的电影，就出现了多种关于“过去”记忆的题材，其中包括“恢复记忆”和“失忆”这两种主题，一些叙述关于失忆之后找寻那失落了的“记忆”的故事，另一些则讲述如何为了逃避痛苦而选择“失忆”，分别展示对九七的记忆政治的不同取态。[4]《无间道》是关于卧底的电影，编导们对卧底题材有崭新的演绎，但它同时是属于那一系列探索时间和记忆问题的九七电影。 记忆的政治与时间的暴力：《无间道I》(2002) 与八十年代开始把卧底写成悲剧人物的传统不同的是，《无间道》把卧底的形像和可书写的角度大大开阔，卧底不再单指警方派到匪帮的卧底，也包括匪帮派进警队的长期卧底。于是，卧底就成了一种更有广泛意含的“身份错置”的象征。第一集的《无间道》，把卧底探员陈永仁和卧底匪徒刘健明两人的身份错置，编写成两人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也是环绕身份的记忆的斗争。因为当刘健明正要利用自己的假身份(也就是在警队的职权)，追查谁是破坏匪帮的卧底探员之时，匪帮首领韩琛，却派人把陈的上司黄志诚\打死了。但黄却是惟一能证明陈乃卧底探员的人，掌握着关于陈的身份的全部记忆。这“身份”的机密记忆，只剩下刘健明可以替陈恢复，但陈后来偶然知道，这个事业上正如日方中的刘，其实正是潜伏在警察内部的卧底，两人的对决就不可避免。 卧底如何回复真正的身份，是香港卧底电影的经典结构。对“真正身份”的执着，是港式卧底悲剧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