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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中的上海剪辫往事

1911年11月4日，上海光复，社会风气为之焕然一新，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男人脑袋后面垂着的那根长辫子不见了。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上海就已兴起了剪辫风潮。1910年12月25日在张园召开的剪发大会便是明证。然而，如同清军入关后为推行“剃发令”，狂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成千上万无辜百姓因拒绝剃发而惨遭杀戮那样，要让普通大众将祖祖辈辈拖了两百余年的大辫子一刀剪断也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于是，剪辫后来竟演变为一场纷纷攘攘、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

黄楚九宣传剪发辫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一个新纪元。当天，上海各界在张园举行游园会以示庆祝。游园会的节目可谓精彩纷呈，文明戏、滑稽、女声歌唱轮番登台，日本艺人也赶来捧场，表演舞蹈及魔术。不过最吸引游客的还要数那尊立在园门入口的张勋模拟像，只要掏出一块钱，就可以打“张勋”一记耳光；出资100元者，便有资格将人像一拳打翻在地。当然，游园会的所有收入全部捐给了沪军都督府，充作军费。

那一日，张园内游人如织，但有一位仁兄却既不看演出，也不留恋园景，而是攥着厚厚一叠铅印传单，四处分发。拿到传单的游客驻足浏览，只见传单上方的一行标题极为醒目：“快快剪辫浅说”，再观落款的地方写着：“黄磋玖谨启”。黄磋玖是何许人也？他不是旁人，正是当时在上海滩小有名气的中法大药房老板黄楚九，磋玖乃是黄楚九的字。那个在张园里散发传单的人即是黄楚九本人。

在众人印象中，黄楚九是一个精明的商人。然而，身为明末大儒黄宗羲的后裔，黄楚九在政治上也颇有点祖上的风范。辛亥革命期间，他就站在了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府发布了《剪辫告示》：“凡我同胞，一律剪发，除去胡尾，重振汉室。”告示一出，黄楚九即毫不犹豫地将辫子剪掉，还动员家人及店里的伙计剪辫，并在中法大药房门口设摊，聘请剃头师傅为行人免费剪辫。

可是，沪上剪辫运动的进展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顺利，个别性急者早就按捺不住，甚至出言不逊：“满清发辫外人讥为豚尾。大汉光复已经月余，一般下等社会仍复拖辫不去。岂甘为畜牲乎？抑甘为满奴乎？”

黄楚九自然也是心中着急，可他并不鲁莽，瞅准这次游园会的时机，自费印制传单，向市民广为散布，宣传剪辫的意义。辛亥革命以后，上海县城内和租界里充斥着各类传单，不少使用的却是化名或略称，如“国民公启”、“大汉国民通告”等。且不论这份传单是否真的出自黄楚九的手笔，但仅凭黄楚九敢于在落款处以真名示人这一点，足见其胆识过人。

此张传单通篇采用口语化文字，虽通俗直白，却很是犀利。文中把辫子形象地比作“尾巴”，将拖着这条“尾巴”视为奇耻大辱：“要晓得一个人，所以同禽兽两样的分别，第一就是没有尾巴。我们的尾巴实在是一桩大大的耻辱。我祖宗怕他们满贼的势力，就没有法子，把尾巴拖出来了。”既然祖宗是为了生存，不得不留辫，那辛亥革命后人们剪辫就是为祖宗报仇。“现在我子孙争气，应该趁这好机会，快快把辫子剪掉，我晓得我祖宗在地下也快活的。”

剪辫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因为“英、美、德、法都是非常强盛，我们见了，心里也就羡慕得极。但是精神上有学不到的，是我们程度不到，也叫没有法子。若讲形式上是没有什么难学的。立志一剪，也就有一种新国民的式样了”，“至于剪了辫子，别样种种的好处，那实在说不尽的。像省铜钱，省衣服”等等。①

黄楚九自己不曾想到这张传单到了工部局便衣巡捕的手里，还进入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中。若不是如此，恐怕黄楚九的这一义举就将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剪辫助饷

1911年12月4日在公共租界里出现了这样一张传单，抬头上书一行大字：“论今日之发辫宜捐助军需”。以发辫来资助军需，这真是一个令人拍案的妙招。

军饷是最令沪军都督府上下挠头的难题。因经费捉襟见肘，拖欠军饷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几次三番之后，军心动摇，有的士兵甚至威胁说如果拿不到薪饷，大家就散伙。为了支持革命，沪上各界纷纷以义演、义卖等各种方式筹款助饷。俗话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机智的义士仁人把募款的目光瞄准了那一条条长辫子。众所周知，长头发能换得铜钱，那把剪下的辫子白白扔弃岂不可惜？于是，补救社的刘辅民、彭悦侨、陈汉卿、蒋憩庵、曾松龄等人联合发起组建“捐辫助饷会”。这份传单可以说是捐辫助饷会的成立宣言。补救社是1910年由钱化佛创办的，设于天津路74-75号。它名义上是一家教育机构，实则为一地下革命组织，其会员多为来自各地的革命志士。

编辫子曾是清代剃头匠最拿手的本领

在传单里，刘辅民诸君痛陈垂辫的弊端，称其有“三大消耗”：“日需打辫”为消耗之一；“置香油、泡花水及辫线等类”为消耗之二；“衣服易污，污则易坏，坏则必再缝”乃消耗之三。“有此三害，当去之为恐不速，何犹恋恋为哉？”再者，如果只耗损一点时间和物料也就罢了，长长的辫子还有三大贻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