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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效婚姻制度

无效婚姻是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违法婚姻,因而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与无效婚姻有关的各种法律规范，是保证结婚的各种条件和程序付诸实施的必要手段，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大多将无效婚姻制度作为结婚制度的组成部分加以明确规定。我国婚姻立法长期忽视了这一制度。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增设的关于无效婚姻制度的规定，弥补了我国婚姻立法长期存在的一项空白。这是我国婚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规定得相当粗略，亟需进一步完善。本文结合婚姻法关于无效婚姻制度的规定，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该制度的构想。

一、 无效婚姻制度的概述

（一）无效婚姻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各国法律都把婚姻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加以确认。基于维护社会公益和保护婚姻当事人个人私益的理由，各国婚姻对于婚姻的有效成立均有若干成立或有效要件，欠缺法定成立或有效要件的婚姻，如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即成为婚姻法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无效婚姻起源于古代法。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就将事先未订婚约的结合，视为无效婚姻。罗马市民法对违反结婚的必备条件和婚姻禁例的，不认其为正式婚姻。依照传统的亲属法学中比较公认的见解，婚姻无效制度兴盛于欧洲中世纪寺院法的时代。那时基督教本着教义，奉行禁止离婚主义，对于无法共同生活的男女双方，只能基于一定理由，经教会宣告其婚姻无效。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当时婚姻无效制度和别居制度一样的，是作为禁止离婚的救济手段而得到重视和应用的。

近现代各国一般都有无效婚姻制度的规定，但往往基于各自的历史传统形成自身的特点。有些国家同时规定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如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将无效婚姻制度分为两种，即绝对无效婚姻和相对无效婚姻。法国的相对无效婚姻相当于可撤销婚姻。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兼采无效婚和可撤销婚两种制度。此后，瑞士、日本、英国等国以及美国的部分洲，都相继设立了这两种制度。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也是规定了无效婚姻，又规定了可撤销婚姻。有些国家则采用无效婚姻单一制度，不设立可撤销婚姻。如俄罗斯、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古巴、秘鲁等国以及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还有国家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融合为单一的婚姻撤销制度，如现行德国民法典只规定可撤销婚姻一

姻纠纷中有一定的比重。对违法婚姻决不能听之任之，严格执行有关无效婚和撤销婚的有关规定，可以从整体上保证婚姻的质量，可以防患于未然，预防和减少婚姻纠纷的发生。这同样是对公民婚姻权益的有效保障，只是保障的角度不同而已。

违法婚姻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不容低估。在某些违法婚姻中，女方往往是受害更大，更深的一方。适用有关婚姻无效和撤销的规定，可以使违法结合得到纠正，恢复原状，这对保护当事人的权益特别是女方的权益，是十分必要的。

３．增设这种制度，有利于加强执法力度，制裁结婚问题上的违法行为。

确认婚姻无效或依法予以撤销，就法理而言只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即从法律上否定违法结合具有婚姻的效力。无效和撤销，本身并不是一种制裁手段，但是，这种法律上的判断却为对违法婚姻责任主体适用相应的制裁手段，提供了事实上的依据。

二、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缺陷

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解放后的1950年、1980年两部《婚姻法》未规定无效婚姻。1986年３月15日的《婚姻登记法》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涉及无效婚姻的规定。1994年２月１日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在此基础上初步显示了我国无效婚姻的雏形，但由于其中的规定很不完善，且位于位阶较低的行政法规之中，因此，《婚姻法》修订之前，学术界及司法实务界一致认为我国婚姻法应当增设无效婚姻制度。修订后的《婚姻法》规定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事由、请求权人、有权作出宣告的机关、法律后果，建立了较体系化的婚姻无效、可撤销制度。但不容忽视的是，《婚姻法》在无效婚姻制度的具体设计上存在不足，表现在：

第一，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列举的范围不妥。

《婚姻法》第10条列举了婚姻无效的四种情形，第１１条规定了可撤销婚姻的一种情形，婚姻无效的四种情形过于宽泛，而可撤销婚姻的一种情形过于狭窄。如欺诈的婚姻、重大误解的婚姻、虚假的婚姻等违法婚姻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少数，它们的性质如何，应如何处理，立法未予明确，给法律调整的范围留下空白。

第二，无效婚姻的宣告机关、请求的主体范围有待进一步明确。

虽然修改后的《婚姻法》采用了无效婚姻制度，体现了我国婚姻立法的进步，但对于无效婚姻的宣告机关以及无效婚姻请求的主体范围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第三，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效力界限不明。

我国《婚姻法》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在法律效力上的规定十分相似，均采取溯及既往的原则，为自始无效。我认为法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