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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山中学2023-2024学年度高一第二学期期中教学质量检测

语文试题2024.04

现代文阅读(30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4小题,14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材料一:

几乎所有的中国古典悲剧都离不开善恶报应,最后一般都是好人得到幸福,坏人受到惩罚。而西方悲剧却大不一样,从亚理斯多德开始一直是反对善恶报应的。同样是人,为什么中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这么大的分歧呢?

中国悲剧偏重于因果报应,明显地具有他律性,而西方悲剧强调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突出了行为的自律性。德国哲学家康德对行动的自律与他律有过深刻的研究,他认为他律的行动表现为:“因为我希望其他事情,所以我应该做这件事情。”而自律行动的特征为:“即使我不希望任何事情,我也应该如此这般做。例如,前者会说:如果我要维护我的名声我就不应该撒谎;后者会说:即使它一点也不会使我丧失名誉,我也不应该撒谎。”康德还指出,真正的道德法则必须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之上,以善恶报应为特点的他律原则并非真正的道德法则。为什么以道德严谨而闻名于世的中国人却偏偏创作出他律的悲剧,而道德情感较冷漠的西方人反而创作出自律的悲剧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考查一下中西方人对幸福和德行的不同态度。西方文化是突出个体的,他们比较注重个人的幸福。在服从道德准则的时候,他们不会耻于谈论个人利益,有时甚至为了个体的自由去挑战现存的道德。所以西方人的个体的幸福与道德之间矛盾尤为突出,虽然他们也设法协调两者的关系。实际上重智的西方人往往把幸福看得比德行还重要,他们只是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兼顾道德法则,因为智慧主要是用来获得幸福的。

西方人关于德与福的问题也体现在悲剧中。别林斯基在谈到悲剧时曾说:“如果主人公战胜了心灵的自然爱好而有利于道德法则,那么,幸福就永别了,生命的欢乐和魅力也永别了!他变成了行尸走肉……主人公如果遵循了心灵的自然爱好,那么他被自己认为是一个罪犯,成了良心的牺牲品。”西方悲剧中的人物几乎从不忘记自己是个不断追求幸福的人,虽然他们也相当重视道德原则。在两者并重的情况下,他们就没有必要期待额外的报应。如果不得不放弃幸福来完成道德使命时,他们绝不忍气吞声,而是听从自己情感的驱使,把自己的行为当法律,为了复仇杀死他人或近亲,甚至在绝望之余,杀死自己。这种抗争的成就感本身就已经是很好的回报,他们因此没有必要祈求别的报答。

中国古人把德与福的关系称为义利关系。与西方相比,中国人更加重视整体,不是很突出个体的利益,基本上是重义轻利的。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程伊川甚至说:“公则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道家虽然与儒家有很大的区别,甚至对仁义道德进行了非议,但他们对个体利益的态度是相似的。此外,佛教也是重道德轻个人利益的。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主要思想流派都有重义轻利的倾向。

然而人天生就有一种追求享受的倾向,不管古人怎样尽力构建道德的天地,德行本身并不能取代幸福。所以注重追求人格完美的中国古人(少数圣人也许是例外)不可能总是生活在道德的天地中,同样有着幸福的需求。但重道德的古人难以跳出道德之外去挑战现实来获得需求的满足,却试图通过道德的手段找到幸福,结果把道德变成通向幸福的途径,使道德法则的尊严大大降低,减少了自律的成分,增加了他律性。佛教与道教中的因果报应说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使中国人的道德增加了他律的成分。当然我们应当肯定,中国人的道德行为的原动力并非他律的,而是自律的,只是在个人的幸福得不到保证时,他们又不得不幻想出善恶报应关系。

中国悲剧之所以离不开善恶报应关系,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古人太重视德行了。中国悲剧人物过于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却不太用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么一个善良的人却在现实中屡屡遭到无情的打击。人们面对这样的困惑,除了通过因果报应来获得慰藉之外,似乎难以找到别的出路,除非与西方人一样,积极地行动起来。

(摘编自《浅谈中西方悲剧》)

材料二:

中西方的悲剧精神不同。这个不同是由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决定的。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和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因此,西方悲剧中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基本上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惊天动地的斗争体现了他生命的价值,他的死是问心无愧的。因此观众不会因为主人公的牺牲而绝望,而是被他不朽的斗争精神所感染。而中国文化是内陆型的,“它的政治思想是稳定,它的哲学思想是中和,它不是一种进取性,而是一种保守型的文化。”中国文化缺乏怀疑和否定的力量,中国人往往对不合理的东西采取容忍态度,反对矛盾冲突。中国文化的这种特征也体现在中国古典悲剧中。

所以中国悲剧人物往往不敢向传统观念挑战,他们的外在行动也就不能和西方悲剧人物一样大刀阔斧。小人物充当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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