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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公共管理中的腐败问题

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通信技术的发展正将人们带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外部环境变化万千的时期，公共管理也面对着许多更加严峻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官僚腐败，重振公民对政府的信任问题。在中国，腐败问题，也是老百姓们最关心的政治问题之一。

腐败的含义是什么呢？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合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容易诱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当公共权力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滥用委托人的授权，获取未经委托人同意的个人私利时，就产生了腐败。由此，可以在发生形式上区分出直接的贪污型腐败与间接的贿赂型腐败。前者是指政府官员直接贪污、盗窃、侵占国家资财，直接获取私利；后者是指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索贿受贿，收受第三方支付的贿赂，间接换取私利。

腐败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可以说，从私有财产、公共权力出现，就伴随着腐败问题的产生。腐败问题也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并不是中国才有的个别现象，但近几年，中国政府管理中的腐败问题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让人越来越忧心。例如，腐败群体化，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腐败高官化，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腐败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亿元，人均高达l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亿元，人均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亿元，人均1.4亿元。“把中国处级以上干部全部抓起来，肯定有冤枉的；把处级以上干部隔一个抓起来一个，肯定有漏网的。”这是网上流传的关于中国腐败现状的调侃，当然，夸张的成分居多。但这些调侃笑话的越来越流行，正反应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出现了危机。为何腐败的现象屡禁不止，反而越来越多呢？

第一个原因，行政人员掌握着公权力，但同时又是经济人。现代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形式近乎于私企业，但其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其运用的资源是公共资源，政府部门的人员是运用公权力进行公共管理。在原则上，政府官员作为人民的代理人，必须为委托人即全国人民的利益最大化而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正当地行使委托人授予的公共权力。但是，官员又是一个具有自身利益追求的经济主体，这种身份上的矛盾容易使之模糊两种角色间的界限。当委托—代理关系失灵时，官员的价值取向会趋向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侵犯人民的利益。公共管理中常常出现腐败的最重要、最普

正代理人的扭曲行为。现代股份制公司对代理人的约束，在内部有董事会的监督，在外部有代理人市场、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制约。对于政府而言，在内部有议会和上级的监督。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制度缺陷，议会难以有效约束政府。而上级与下级同处于一个机构体系，构成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其监督作用也难以发挥。在政府外部有人民监督和新闻监督等，但这里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当代中国防止约束失灵的情况出现，就必须要继续推动法治建设，而且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良法之治”，对法律进行梳理、审查、重订，而不是一味增加法律条文。同时，切实完善对政府的监督渠道，增加政府内部、外部的信息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浅浅讨论了腐败的含义、形式、原因和解决办法，其实不管古今中外，腐败现象从来都是难以消失，怎么将腐败控制在尽量小的范围内，减少其带来的危害，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头疼却绕不开的话题。中国这个沉睡的巨人才刚刚从新起步，如何完善公共治理，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