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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杀人”新解

“以理杀人”的呐喊在思想界的上空已经飘荡了二百余年，至今仍评价不一，

众说纷云。思想的历史绝非一条晶莹剔透的河流，按照某种单纯的逻辑线条前进，

任何逻辑框架都有其阐释的边界。无论是明清启蒙思想的研究范式，还是“尊德

性——道问学”的研究范式，都无法廓清“以理杀人”所蕴涵的理论价值，或者

陷入现代性叙事结构而不能自拔，或者沉溺于单向度的历史描述而不自知。戴震

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思想，还有活生生的现实；他所要批判的也不仅仅是

作为学术思想的程朱理学，还有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从学术思想批判

与意识形态批判互动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戴震“以理杀人”思想，也许会看到另外

一番景象。

（一）程朱理学的二重性

不深入了解程朱理学的二重性就难以理解“以理杀人”的真正内涵。程朱理

学既是一种学术思想又是正统意识形态，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在内容上同一的。学

术思想重在理论功能，正统意识形态重在社会功能，在学术思想转化为正统意识

形态的过程中，超越性的思想被无视，精密的论证被庸俗化，危及当下政权合法

性的思想被压制，学术思想意识形态化之后，已经成为一个封闭独断的信仰体系，

二者之间无论在功能、目的上，还是在内容、形式上，都有十分巨大的差异，这

也直接导致了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程朱理学的道统谱系，上有远古文化英雄，中有三代帝王，然自孔子以下，

就没有帝王列于这一传承谱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程朱理学的道统论具有与

代表皇权的治统相抗衡的意图。然而，随着程朱理学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程朱理

学道统论的政治意图自然难以得到发展，道统论反而成为政权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康熙在《〈四书解义〉序》中说：“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

万世治统之所系也。”乾隆在一次上谕中把康熙的意思更为明确地表达为“治统

原于道统”。清廷不仅宣传“治统原于道统”，而且大力鼓吹道统、治统合一之说。

一些所谓的理学名臣在这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李光地说：“自朱子而来，

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

与治之统复合乎！”到了李光地手中，程朱理学以道统对抗治统的精神消失殆尽。

理学的宗旨大体有三，主敬，穷理，践形。仅从政治的角度说，穷理蕴涵着

对当下政权的合法性说明；主敬意味着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敬畏和维护；践形则要

求按儒家纲常伦理尽职尽责。这些思想无疑会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的最为有利的思

想资源。若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些宗旨则具有超越政治层面的意义，仅以主敬而

言，它本是指程朱理学的涵养工夫，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其内

容为“主一无适”，即精神专注于一，不要有所游移。朱熹用敬贯动静、始终、

知行，主敬在他那里主要是作为穷理致知的准备条件而言的，强调的是主体在觉

醒状态下的一种特殊宁静状态。然而，官方理学家却有意凸显主敬的政治意蕴，

李光地说：“敬之一言于事君尤所重。”理学把静坐作为培养内在德性的方法，也

是主敬的一个重要方面，魏象枢却说：“即云程子静坐，如泥塑人，不过门人塑

先生，非先生自塑也，先生第居处恭耳。人有浮动之气，病弱之质，静坐却烦可

也，与圣贤学问何涉。”可见，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术理学是对作为学术思想

的程朱理学的改造，它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的而不是学术的，是务实的而不是理想

的。

程朱理学继承了传统儒学的纲常伦理思想，并且加以发展，形成一套严密完

整的伦理思想体系，并把它当作天理的体现，这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及君

权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但作为学术思想的程朱理学对君权的强化又

有不利的一面。程朱理学所说的“正心”既讲“正君心”又讲“正人心”，“正君

心”是对君主的约束，“正人心”是对普通民众的约束。“正人心”的思想对于统

治者来说是大受欢迎的，而“正君心”对统治者来说就显得有些刺耳了，况且，

朱熹还把“正君心”当作重中之重：“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

本。”程颐在一次上书中说道：“臣以为，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

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在程朱理学看来，所谓的“君德成就责经筵”正是“正

君心”的一个最为现实有效的途径，这也把儒者做“帝王师”的梦想表达得淋漓

尽致。历来统治者也多表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一旦君主权力受到真

正威胁，那就顾不得纸面上冠冕堂皇的话了。清廷更是如此，总是想方设法来化

解理学家“正君心”的企图。乾隆在处理尹嘉铨一案就借题发挥，批评程颐：“昔

程子云天下之治乱系宰相，此只可就彼时朝政阘冗者而言。若以国家治乱专倚宰

相，则为之君者不几如木偶旒缀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深

居高处，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使为宰相者